第1版: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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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后作家李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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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察哈尔学会联合主办的“和平与发展——人类血与火的洗礼与思考”·一战华工100年纪念活动,将于9月21日在法国巴黎举行。
      《尸骸上的舞者——一战华工100年》是本报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85后青年作家李禹东先生为这一活动而作的系列专稿。
      早在晚清时代,自古属于中国的山东胶州湾,便已为德国侵略者以船坚炮利强行霸占,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东亚的日本帝国主义,又趁德军无暇东顾之机,以“征服者”的姿态突入山东,并声称其为“德国在华利益的天然继承者”。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00多年前,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生存于帝国主义夹缝之间的近代中国,不得不被迫投身战火,加入到当时由英法俄所主导的“协约国”阵营中去,并期待日后以战胜国的身份,换取一个与世界各国公平对话的权利。
      但由于欧洲列强的各自盘算以及日本政府的阻挠,中国只得派遣一批非武装人员,以私企劳工的身份取而代之,并供协约国成员调遣,为其服务。
      这批劳工不畏牺牲、吃苦耐劳,为英法美俄等国的军队铺设公路、挖掘战壕,常常手无寸铁地出现在战场上最危险的地方,极大地改善了协约国军队人力不足的困境,为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无以复制的贡献。
      而历史是面无情的镜子。华工所做的全部贡献,直到我们不再弱小的今天,才真正被西方世界予以承认。
      该专稿用25篇、45000余字的体量,以其独特且朴实的语言和严谨的史料,将读者引入这段为人所忽视的历史过往中,重温那段屈辱的历史、重走那段艰辛的旅程——这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无疑将是一场心灵的净化。
      即日起,本报将独家连载,以飨读者。

    一、弱肉强食的世界

    (1)
      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上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都似乎与地处遥远东方的中国,显得毫无干系。这场战争爆发于公元1914年的欧洲,在这以前,中国人刚刚推翻满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才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还如同襁褓里的婴儿——在尚且残留的内部矛盾和外来殖民者共同编织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着,其能量之小、体格之弱,世人皆知,实在没有什么底气,与那残酷的、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产生任何瓜葛。
      除此之外,以情感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双方,一边是被称作“同盟国集团”的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另一边是被称作“协约国集团”的英、法、俄三国,再者,还有左右摇摆的意大利,以及后来参战的美国——而翻开那充满血泪和耻辱的中国近代史,你会在满眼的烧杀抢掠、横尸遍野、以及那些压迫与凶残的过往中,找到所有属于它们的名字。
      1840年,由英国人发起的鸦片战争,为中国人打开了通向耻辱的大门。1860年,在疯狂的劫掠过后,英法联军一把火焚烧了享负盛名的“万园之园”——圆明园,大火连烧三天三夜,150万件大小文物损毁或遗失,即便在10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文物的身影,依然还常常出现在欧洲的文物交易市场上——但这,却只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冰山一角。在随后的漫长岁月中,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它们仿照着“引路者”的样子,用洋枪洋炮,逼迫着脆弱的中国,与之签订了不计其数的不平等条约,割让了不计其数的土地,赔偿了不计其数的白银。而到了1900年,这对中华民族的冷酷蹂躏,更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由它们组成的“八国联军”集团,集体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所过之处,尸横遍野,遍地哀鸣,他们将自己视作“上等人”,将中国人视作“下等人”,即便开展了一场血腥屠杀,也绝不会对这些惨死于屠刀之下的生灵,感到分毫歉疚。战争的结果,是入侵者的大获全胜,和守土者的涕泪横流。清政府被迫与之签订的《辛丑条约》上规定,这个早已千疮百孔的国家,不得不向其支付更多的赔款、出卖更多的主权。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在列强的屠刀下,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不得不将愤懑往肚子里咽,不得不忍气吞声、低着头,度过那一个个毫无自尊的日夜。
      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王国、沙皇俄国、奥匈帝国、以及东亚的日本——他们都是“八国联军”集团中的一份。放眼望去——讽刺的是,在这罪恶的团体中,1914年,爆发于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的名字,均在其列。
      面对这样一群凶狠的豺狼,中国人没有任何必要、任何义务,向任何一方提供任何形式的声援和帮助。同样的,在饱受苦难的中国人面前,所有这些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帝国主义列强,也都绝没有任何资格将自己摆放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因为它们对中华民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早已罄竹难书。
      ——然而,残酷的现实,却往往与理想背道而驰。在强弱的竞争中,弱者的道义,往往是那样的苍白无力。生存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阴影下,才摆脱了封建枷锁的中国,却依然不得不持续地应对来自外部力量的蚕食。在天津、在汉口、在上海、在镇江、在九江、在广州、在厦门、在鼓浪屿、在湛江、在山东……在所有那些天然的良港、富饶的土地上,西方列强的所谓“租界”,依然遍布在每一个角落。
      1898年,德国人占领山东胶州湾。弱小的清政府不敢与之对抗,被迫签订了又一份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胶澳租界条约》,规定将这块重要的良港“租”于对方99年。16年后,当德国人将其绝大部分精力,全部集中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时,在亚洲,却有另一个野心勃勃的新兴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了它的行动。
      这个国家,就是日本。对于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它早已垂涎多时。1914年9月23日,在英国人的默许和支持下,日军突然登陆山东,与驻扎在那里的德国军队爆发了激烈的战争。11月,德军全线溃败。那片为其控制的“租界地”,就这样,被那野心勃勃的日本人,吞入到了腹中。他们无理地驱逐那里的中国警察,并宣称,他们是德国在华权益的天然取代者。
      那时的中国,能量之小、体格之弱,恍如婴儿。在内部矛盾和外部殖民者共同编织的夹缝中,她艰难地生存着。不论是从道义、从情感、还是从实力来看,对于那场爆发于欧洲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毫无正义可言的战争,她不能、也不该与之产生分毫的瓜葛。
      可是,面对这千变万化的国际环境,面对那即将重组的世界秩序,面对四面八方帝国主义列强的虎视眈眈,这个早已千疮百孔、饱经风霜的国度,要想夺回那些本就应该属于自己的主权和权利,这深陷困境的中华民族,却又不得不选择一条她并不愿选择的道路。
      那便是孤注一掷——投身战火。
      而即便是后来饱受诟病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当局,经过一番论证后也充分地认识到,唯有加入到战争的一方,才能以战胜者的姿态,出现在战后的国际舞台上——如此,才有可能获得一个与世界各国公平对话的资格。
    (2)
      他们是一段被忽略的历史。
      他们是一群被忽视的英雄。
      1916年,就在绞肉机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着它特有的血腥味,进入到冷酷无情的第三个年头时;就在总人口只有4000万、却身为主战场的法国,其15—49岁的男子和13—30岁的男子,死亡率分别呈现出惊人的13.3%和33.3%时;就在互不相让、血肉横飞的战争,造成了法军尉级以下军官,甚至无法在战场上存活三个月的惨状时——他们那黄色的皮肤、壮硕的身影,却突然出现在那满目疮痍的欧洲大陆上。
      他们时而手持铁铲、时而肩负重担,成为那个残酷的天地中,一条独特的风景线。他们勤劳勇敢、不畏艰难、服从命令,积极地工作在最为艰苦的环境中。他们铺设铁路、架设桥梁、搬运物资、挖掘战壕,被当时的西方媒体,称为最“顶呱呱的多面手。”
      他们极大地缓解了协约国大规模减员的危机。在枪林弹雨中、在炮声隆隆中,为争取战斗的胜利,他们甘愿冒着生命的危险,日夜不停地工作着、付出着。对于回报,他们并没有过分贪婪的要求。他们只想赚取应得的薪水、获取应有的尊重,只想帮助自己远在故乡的一家老小,过上几天吃饱喝足的好日子。在那段太过漫长的屈辱中,他们习惯了压迫,面对一路的艰辛,虽偶有不满,却又常常会将那满心的委屈,狠狠压抑,藏于胸中。
      他们是屈辱与骄傲的集合体、更是弱小与强大的共同体。
      他们都是最优秀的工人,他们更是最伟岸的丈夫!
      ——然而,在那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军官眼中,这最为优秀的工人,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军官们用以区分他们的唯一标识,被镶嵌在一支质地坚硬的铜箍上。
      那是一串长长的数字。
      当那些壮硕的工人行将启程的时候,在一个被称作“待发所”的地方,他们被要求伸出手腕,而后,满脸严肃的负责人,便会用一颗纽扣般大小的铁钉,将铜箍牢牢地铆在上面,并用毋庸置疑的口吻宣布说,直到合同截止之日,他们才能在机器的辅助下,将这碍事的东西除去。在此之前,这些壮硕的小伙子,将不得不忍受它所造成的不便,也不得不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与之走过每一个不可琢磨的日日夜夜。
      因为那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军官,从来不会在乎他们的名字。在这些军官的眼中,那串被镶嵌在铜箍之上的数字——就是他们唯一的身份。
      1916年,就在绞肉机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着它特有的血腥味,进入到冷酷无情的第三个年头时;就在大规模的伤亡,使协约国集团在恐慌中,面对那即将到来的致命危机时——在港口、在码头、在后方、在战场、在这炮火中的每一个角落里,这一串串数字彼此相连——他们连成一个庞大的团体,一条长长的、连结着往昔与未来的延伸线。
      也在那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连成一个光辉、却又为人忽略的名字。
      那就是——“华工”。(未完待续)

      李禹东,85后畅销书作家,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与政治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发展导报》研究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 《狂若处子》《带刺的莎士比亚梦》;长篇小说《夜案》《罨》《人间犬吠》《失焦》《笔落三千年》。曾荣获第六届“威龙杯”中国世纪大采风金奖;第八届“语文报杯”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国家级一等奖;第四届 “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长篇小说佳作奖。《人间犬吠》《失焦》分别入选2013、2016年国务院华侨捐赠书籍。歌词作品《人生的第一章》荣获第四届“感动中国”全国新创词曲竞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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