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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边的好党员】用心记录身边的感动——翼城县组工干部高本增坚持20多年宣传基层优秀党员

  十九大代表贺星龙、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李鸿海、优秀大学生村官孙涛……说起这一个个响亮的名字,人们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一幅幅感人画面:顶风冒雪进村入户为村民看病、身患癌症带领群众修路架桥、独宿深山为村民脱贫试种花菇……
  让人们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先进典型的原创镜头出自一个摄像“门外汉”——翼城县委组织部干部高本增之手。从1994年起,这名组工干部开始用摄像机记录基层优秀党员干部,20多年没有停歇。通过他的镜头,40多名有血有肉、可亲可敬的身边典型走进公众视线,感染和激励更多党员干部学习先进、扎根基层。

  “我有个准主意,用时间去耗,边拍边学、边请教边琢磨,一遍不行两遍,直到满意为止”
  高本增与摄像结缘,最初是因为工作。1994年,翼城县委组织部与县电视台联合推出“伟大工程”栏目,每周一期,一期报道一个先进典型。当时,高本增在县委组织部负责党员电教工作,参与电视拍摄。他觉得,当时的宣传报道,人物形象不鲜明、事迹不感人,就转变了报道思路,重点拍摄典型人物。
  2000年,高本增获悉翼城县两坂村党支部书记李鸿海身患癌症仍然带领村民发展酸枣接大枣技术的先进事迹后,深为感动。他抓住这些闪光点,邀请临汾市和翼城县电视台联合拍摄,推出了纪录片《用生命承诺》。这部片子不仅全国获奖,还在央视播出,极大激发了高本增从事典型人物拍摄的信心和决心。
  从那时起,高本增自费买了一台“掌中宝”摄像机,走上独立拍摄之路。开篇之作是《党员媳妇盖金芳》。盖金芳是翼城县南唐乡云唐村人,丈夫突发心脏病去世,她既要照顾卧床不起的【我们身边的好党员】婆婆、娘家妈,供养两个孩子上学,还要一人操持8亩多地。即便如此,盖金芳仍然把村妇女主任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高本增把镜头对准盖金芳,一拍就是5年,记录了盖金芳3000多分钟的素材。
  反映李鸿海、盖金芳先进事迹的电视片播出后,在翼城引起很大震动,党员群众敬先进、学先进的氛围一下子热了起来。
  “我没有学过摄像技术,不懂什么推拉摇移、色彩、用光、构图,起初连摄像机的各种按键都不敢乱动,只会用自动拍摄功能。”高本增说:“但我有个准主意,用时间去耗,边拍边学、边请教边琢磨,一遍不行两遍,直到满意为止。”
  20多年来,高本增拍摄了各种题材的纪录片55部,成品片43部,其中仅在中组部获奖的就有5部。高本增说:“我拍先进典型,一定要挖深挖透。20分钟的片子,拍摄时间都在1到2年,拍摄素材量在2000到3000分钟。我按照100:1的比例去收集素材。”

  “这样好的典型,我不拍就不配当他的父辈,拍不好更不配当一名组工干部”
  2011年,高本增从组织工作一线退了下来,但他拍摄先进典型的热情反而越发高涨。他用家里积蓄买了一辆依维柯汽车,在车内改造增置了床铺、办公桌椅,以及放置设备的支架等。高本增戏称这是他的“房车”。从此,高本增就长期吃住在这个“房车”里,翻山越岭跟拍基层党员干部。
  大学生村官孙涛原籍河南泌阳,考到山西古县古阳镇当了大学生村官。2012年,孙涛牵头与另4名大学生村官,引进河南花菇种植技术,在山上办起花菇种植场。但是第一次试种就失败了,五个人中走了四个,只剩下他一个。在方圆七八里无人家的山沟里,孙涛带着4条狗在那里创业。
  拍摄中,高本增和孙涛吃住在一起。有一次下起了连阴雨,14天人车下不了山,吃喝断了顿,他们只能吃发青的面和长了毛的馍。“这期间,有一个场景,我终身难忘。”高本增说,“有一顿饭只剩下一个没有长毛的馍,孙涛把那长毛的馍很快一擦,背过我泡进了自己碗里,而把没有长毛的馍给了我。”
  回首那段往事,高本增至今激动不已:“多好的娃啊!他和我儿子同岁,一个人从河南跑到山西这个穷山沟里,承受着一次次失败的压力,为村民找寻一条致富路。这样好的典型,我不拍就不配当他的父辈,拍不好更不配当一名组工干部。”最终,纪录片《那山那人那狗》荣获2014年全省评比一等奖,孙涛被评为全省优秀大学生村官,入围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
  高本增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注射胰岛素剂量是常人的两倍多;患有心脏病,两根血管堵塞,其中一根堵塞已超过了80%;20多年的胃病,现已发展成萎缩性胃炎;2005年置换了左腿膝关节,腿站不直,还不能下蹲。
  高本增外出拍摄时,车上带四件东西:摄像机、架子、板凳和拐杖;身上装两样东西:干馍、方便面,以防发生低血糖。
  今年春天,为了拍摄在山上嫁接扁桃的宋学琴,高本增让人事先把绳子拴到山顶上,自己背着摄像机和架子,手抓着绳子往上爬;需要下沟时,就顺坡滑下去,背上腿上到处是擦伤。野山桃嫁接成扁桃,最难的活是去灌木。为了拍好这个情节,两年多来每逢这个季节,高本增都会跟着宋学琴在灌木丛中拍摄。“我个子大、腿脚不灵活,只能跪着爬着前行,每天扎到身上的刺不知道有多少。”高本增现在说起来都有点心有余悸,“吃饭时不敢坐,睡觉时不敢靠,时不时地刺扎,却又找不到刺,半个月后不知又从哪里冒出来根刺。”

  “怀着善心,带着良心,充满爱心,备足恒心,拍好我们基层的每一个典型”
  高本增拍片子选拍摄对象近乎苛刻,要花费几天时间去了解这个人的口碑。只要在跟拍过程中了解到群众不满,不管自己先前耗费多少精力,也果断放弃。拍摄村医贺星龙也不例外,他先跟了贺星龙3天,人家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就是不开机,而是在一旁认真地倾听、细细地观察。
  “我要拍先进典型,首先要和他们交朋友,建立起长期信任关系,做到相互交流、沟通、鼓励,就是怀着善心,带着良心,充满爱心,备足恒心,拍好我们基层的每一个典型。”高本增越说越激动,“人家贺星龙在基层默默无闻地干了15年,我就不能在那里待上一两年?”
  跟拍贺星龙期间,高本增一度跑到北京看病。当他看到天气预报大宁要下大雪,当即退了预约,坐长途车赶回大宁,跟拍贺星龙雪天出诊的镜头。贺星龙回忆说:“当时老高左腿伸不直,不能行走,他就把摄像机挂在脖子上,弯着腰一步步往前挪,硬是爬到黄河边的半山腰拍。”
  每逢节假日,医生是最忙的时候。2014年,为了真实记录贺星龙,高本增决定留在贺星龙所在的大宁县乐堂村过年。高本增这么做,不仅家里人不乐意,连贺星龙的父母也不理解。但高本增坚持他的老主意,说服了大伙儿,就住在贺星龙家中那孔没有火炕的土窑洞里。“在窑洞后半截的一个角落里,用塑料布搭建了一个简易的、2米高的小棚,我从家里带了个电暖器,一住就是半个多月。”高本增说,“星龙出去看病,我就跟着拍。他摔倒了,我看得到;他被家人责备了,我听得到。就这样,我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素材。”
  在拍摄贺星龙时,高本增每次驾车从翼城县城到大宁县乐堂村,单程至少要走4个半小时的路程。两年多时间,他先后去了30多趟,拍摄了140多天。
  高本增今年已经60岁了,身体越来越衰弱。别人问他还能拍得动吗?高本增说:“只要我一提起机子,一切病痛就全不记得了。”别人问他还要拍多久?高本增说:“我不会对先进典型说再见,更不会对党员电教事业说再见,我要一直拍到走不动为止。”

本报记者 陈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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