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冬时节，和几个文友冒着严寒驱车80多公里，来到了以盛产汾酒闻名的汾阳市。虽然天气寒冷，但街上仍然人头攒动。城内的文峰塔高耸入云，巍娥壮观，是华夏砖塔中第一高塔，也是亚洲最高的生肖塔，成为汾阳文化的象征。在离塔一公里左右的地方，就是冀家大院了。
　　冀家大院由九个院落组成，大多为二进院、三进院。这些建筑属于清末民初风格，与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等晋商大院不同的是，没有过多砖雕、石雕和木雕。整体建筑沿高廊深，典雅古朴，颇具有耕读传家的韵味。建筑群大多破旧，只有旧院、新院、楼院保存较好。旧院坐落在建筑群的中央，是一个北方传统的二进院，门厅高大，正北有三间房屋，上下院两边各有三间厢房，中间有过道相连。大院的曾经主人就是我们此行探寻的人物——冀贡泉，在山西法学教育史上留下了浓浓一笔的人物。
　　冀贡泉（公元1882-1967年），字育堂，号醴亭。清光绪二十六年中秀才，四年后参加学台征文考试，被录取山西大学堂。次年参加省里官费留日考试，名列榜首，到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法律，达8年之久。民国建立后，归国在教育部任主事，与鲁迅共事一年。同年年底返并任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教务主任、校长，后任山西大学法科学长。1928年，出任山西省司法厅长、高等法院院长。又过两年，他自请裁撤司法厅，将人员编入法院，只身引退到山西大学法学院教书。1932年至1938年出任教育厅长。七七事变前，冀贡泉以父病为由辞职归故里。抗战爆发后，为躲避战乱，他到了武汉，拒绝高官聘请，在汉口租界开业做律师。后受周恩来派遣随子赴美，创办《华侨日报》，任主编8年，成为我党在美宣传抗日的重要阵地，产生了巨大影响。1947年，回国应胡适邀请，出任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政法大学第三部主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省文教委员会主任以及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曾参加起草第一部《婚姻法》和释放日本战俘工作。“文革”初，病逝于北京，享年85岁。
　　从1913年至1937年，冀先生在山西从事法学教育和司法工作长达25年。他于1912年辞去教育部主事之职，应邀回家乡担任山西省法政专门学校教务主任，协助校长管理校务。学校开始招收有国文根底的学生入校，增设讲习科学班一个班级，争取办学经费万余元。次年，冀先生开始全面执掌校政，为扩大教学规模，又增设一班，面向偏远县区学生，将讲习科学班改为别科班，提升教学层次。在校学生达到1230人，班级11个，老师34名。新建一座二层楼，将学校扩建为“大教室计十一处，小教室二处，学生自修室、寝室上下楼房各十斋，图书馆、体育部、体操场各一处”。1914年8月，山西商业专门学校并入法政专门学校，冀先生调任山西大学法科学长。四年后，又兼任校长，整顿校规，健全人事，增添设备，添加图书，使学校获得快速发展。山西省法政专门学校后于1934年并入山西大学法学院，存在27年，为本省乃至全国培养了数千名法律专门人才。
　　冀先生从1914年出任山西大学法科学长，到1932年离职，执掌法学院18年。任职内，无论改善办学条件、扩大办学规模，还是扩充师资力量、完善课程设置，他都倾注了极大心血。在师资力量方面，他为学校延揽了一批海外留学人员从事教学，如张端、陈受中、梅汝璈等人，都是日本、美国著名大学毕业生，后来成为法律界栋梁。张端曾担任山西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省议会副议长；陈受中担任过山西省咨议局副局长、省议会临时副议长、督军府高级参议；梅汝璈担任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加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冀先生还重视学生实践和学术交流活动，他组织学生成立审判实习社、社会科学研究会、学艺刊社等学术团体，定期出版刊物；也十分重视学生道德的培养，常对学生作精神讲话，传授为人处事之道。为促进学生国文学习，他规定每月考试一次，并榜示优劣，当时的《山西日报》还给予了报道，反响强烈。在繁忙教学管理的同时，冀先生还要亲自给学生们上课，讲授国际法、罗马法、民法总则、中外条约等课程。同时著有《伦理学》《法学通论》《法律哲理》《中外条约述要》等，翻译有《罗斯福总统言论集》等作品。他常说“师道立，则善人多”，身体力行教学的真谛，用二十多年时间为我省法学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使山西大学法学教育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同时，冀先生对山西教育也贡献良多，在担任教育厅长期间，对教育系统进行改革，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措施，使山西教育在中原大战后得以迅速恢复。
　　治家严谨，教子有方，是冀家的优良传统。冀先生培养出两位优秀的儿子。长子冀朝鼎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民间外交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还是难得的“三通”干部：英文通、美国通、国民党通。解放后被委任为毛选英译委员会成员，参加审稿定稿工作。历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等职。五子冀朝铸为周恩来总理做了17年的翻译，被誉为“中国红墙第一翻译”，亲历了国内外一系列重大事件，后任驻英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等职，是我国著名外交家。
　　冀家大院短短几十年走出了两代风云人物，当地人称“汾阳三冀”。他们在司法、教育、经济、外交领域成就斐然，影响深远。山西在北宋以前处于兴盛时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在三晋，蕴育出大批著名人物，对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留下了众多文物古迹。南宋以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逐渐衰落了。到了晚清民初，晋商的崛起给山西带来又一次辉煌，分布于各地的晋商大院便是明证。冀家大院也是晋商发展的产物，蕴育出汾阳三杰，在我国近现代史上留下浓浓的一笔。汾阳是以出产汾酒闻名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汾阳三冀”，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讲好中国故事的今天，我们理应投入更多时间、更多精力、更多资金做好这篇文章，无愧于历史责任。

任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