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会，又称水局，即过去的民间义务消防组织。在天津，地处京畿要地的杨柳青镇自运河通航后，市面逐渐繁荣，各类店铺作坊、勾栏酒肆、客栈茶楼栉比相邻。可那时的房屋多为砖木芦苇结构，而且取暖做饭用柴草，夜晚照明用蜡烛，极易发生火灾。往往因为一家起火殃及数家，民间素有时时防火，夜夜防贼的说法。
　　过去，每当发生火情，附近界内的水会闻讯立刻鸣罗聚众，然后跑到界外的水会传锣、吹哨、摇鼓，按照规定路线，各水会相互传递。顷刻间，全镇铜锣串鼓响成一片。现如今，水会这一民间消防组织早已成为历史，但在当时，它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么，古时水会是如何灭火的呢？今天跟着记者一起走进京杭大运河北端码头和重要仓储地，通州城的通州水会，了解它背后的“秘密”。
　　水会里有一个叫“救火机”的装备。文史专家王文续形象的描述：“救火机”又叫“唧筒”，它有两个大水箱，每个水箱里安有一个活塞（类似气筒的原理），左右两个活塞的连杆都接在一根大杠上，大杠安在两个水箱中间支柱的顶端，水箱装满水以后，几个彪形大汉用力压大杠，两个水箱的活塞一上一下产生强大压力，让水经过水枪的细小龙头喷出。水流承受的压力越大，水柱喷得越高、越远，灭火的力量也就越大。所以领嘴子的人要用力堵住龙头，以便增大压力，让水喷得更远。
　　说到“唧筒”，北宋曾公亮的《武经总要》里就有“唧筒”的插图。它跟小型喷雾“搋子”的结构差不多，采用气筒打气原理，只是个头要比喷雾的“搋子”大得多，像极了今天孩子们玩的水枪。据说后来不断改进的“唧筒”装置，喷出的水射程能达20米。宋代以及到清末，它都是中国消防的主要器具。
　　王文续在《通州水会》中记载，通州各水会的“救火机”数量不同，大小型号也不一样。当时东关慕义水会有一台最为讲究，是从北京城里一个落魄宦官手中买到的。这台“救火机”用云南白铜制成，上面镶嵌二龙戏珠和若干条蟠龙，富丽堂皇，精巧绝伦。
　　当时救火的主要设备是“救火机”，但救火时的辅助器具可谓五花八门，比如大锣、小锣、大钩竿（火钩）、镐子、铁锨、冰镩、柳罐等等，不一而足。各有各的用处，比如钩竿用来扒开失火的房舍，还要在火场边缘扒出断火道，以防火势蔓延；铁锨用来铲沙土压火；柳罐、水桶用来担水……
　　别看水会是民间性质，各水会约定的救火规矩非常严格，从组织上说，一般会设“会头”一人（后改称主任），“会头”的产生有的是由几个大商号轮流值年，有的是由水会的成员推选，有的则是当地豪绅垄断。
　　会头是一个水会的总负责人，其下还有副主任二三人，协助“会头”管理水会事宜。水会还设督管若干人，分管各职，司账一人，还有“文善”“武善”和“助善”等。“文善”出会时佩戴黄色袖章，有的手执蓝色小旗，负责维持秩序，或负责稽査，还有的干些敲锣、提灯、挑圆箩等活；“武善”出会时身穿坎肩，负责抬“救火机”，并负责扒房救火或扒拆火道、抢救人员等重活；“助善”每次出会用自备的手推车和油布制的水桶，供各水会用水。
　　虽然各水会有各自负责的救火范围，但发生火情后，水会不分你我，都要出动救火。各水会听到警报后，立即鸣锣集合队伍，这叫“接锣”。不论白天或黑夜，水会的成员听到锣声，无特殊事必须马上到，无故不到者要接受处罚。成员按照各人所司的职务，随队奔赴火场，这叫“出会”。首先到达火场的水会“会头”，就是这次救灾现场的总指挥。他选好基地，白天以督旗为号令，夜间以督灯为号令，指挥水会救火。第二个到达现场的水会，必须与先到的水会“会头”联系，听从其调度指挥。
　　火势扑灭以后，撤离火场叫“回会”。他们必须按照水会距离火场路途远近，由总指挥调度，远者先退，近者后退，谓之“让会”。每个水会“回会”前，先集合队伍，检点人员和器材，然后敲锣三响，髙举大纛（dào）旗督队，秩序井然地离开火场。但是离火场最近的水会，还要留下几个人看守火场，防止其死灰复燃，叫作“波落”。
　　除此之外，据历史学家陈乃文老先生回忆，当时为了能更好的处置火情，水会还会专门配备新式压水车3辆，长水龙袋十数条，水枪十余把，挠钩、大斧、水桶、长绳各若干，大铜锣两面，还有前写“新城”后写“水”字的黑色号坎数十件。新城水会成立较晚，但消防业绩也相当显著，不少商铺甚至包括民国初年正月灯节，通州旧城的一些建筑着火，都多亏了新城水会及时出会，才没有造成更大的火灾损失。
　　1949年以后，中国的消防事业逐步完善，特别是现代化的消防器械取代了笨重的“救火机”，通州水会也完成了历史使命，通州的消防设备也更加完善。

本刊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