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蹊

　　第二件案子：高庙盗窃案。有一个人盗窃了高祖庙内座前的玉环，文帝很生气，同样下令交给廷尉处理。张释之按照汉律的规定，盗窃宗庙神主所使用的器物者，判处杀头罪。这一判处同样使文帝大怒，他说：“人之无道，乃盗先帝庙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文帝的最后一句话说得非常严重，把张释之的做法提高到不能与皇帝“共承宗庙”的高度，也就是说，张释之不是一个共同维护皇帝统系的大臣，那可是叛逆的大罪，所以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与太后言之，乃许廷尉当是。文帝的愤怒又是说张释之判得轻，杀头不够，要灭族。这就涉及同等罪行如何解释法律和执行法律的问题，盗窃皇家祖庙的器物，肯定是要杀头的，但是，同样是死罪，这个案犯还不至于判灭族罪。张释之的解释是：同样是死罪，还要看其性质的严重性加以区别，就如盗窃皇家祖庙一只玉环和盗掘皇家祖坟一抔土（“一抔土”是因忌讳“盗墓”的一个委婉的说法），同样要判死罪，但是如果把盗窃一只玉环的人判了灭族之罪，惩罚已经到头，假如真的发生了盗挖皇家祖坟的事，那皇帝陛下当判挖坟的罪犯什么罪呢？
　　问题是，盗窃祖庙器物不止是关系到皇帝一人的事，事情关联到皇帝整个的家族，是非常严重的大案。弄不好会遭到皇族共同的反对，所以，张释之实在是冒了极大的风险。但这一案件并没有引起更广泛的注意，足以说明汉文帝在上层社会中享有足以压倒一切的威信，他的意见有极大的说服力。就因为他总是把社会公众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自己置于民众和国家、法律之上，尽管那个制度给了他这个权利。
　　封建专制制度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但这是个孕育腐败的制度。而专制、极权、独裁本身就是政治的腐败——看汉文帝所有那些自责的话以及他可以对大法官发怒，本质上都是因为专制、集权和独裁所致。我们可以设想，惊驾案假如不是发生汉文帝做了皇帝之后，而是发生在他在山西北部做代王的时候，他会对一个重臣大法官（廷尉）发怒吗？他能够出来做代王，在他母亲看来已是万幸——吕后对高祖“幸”过得宫人，诛杀殆尽，只因为薄太后高祖只“幸”了一次，此后再也没有“临幸”过。在吕后心中，薄太后是一个被冷落的人，所以没有对她动手。文帝的低调与此有绝大的关系。所以，那时的代王绝然不会杀一个惊了他驾车的马的乡下人。当他做了皇帝，当他一怒之时，他已经认为自己是一个特殊的人了，是一个可以高于法律和民众之上、享有随意处置一切大权的人了。那么，他就已经被专制、极权、独裁的剧毒腐蚀了。但他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能及时自我调整，原因是汉初上层社会信仰黄老思想，道家力主“万物齐同”，亦即万物平等，尤其是薄太后笃信黄老思想，这对文帝的整体精神世界，起到一种极好的自我调整作用。假如把西汉王朝真正独尊儒术以后与文景时期作比较研究，扩展到初唐、盛唐与中唐以后加以对比，可以看出，“霸王道杂之”的西汉初期与“三教并重”的初盛唐时期，才是辉煌的汉唐时期，即鲁迅所说的足以表现汉唐“闳放”精神的时期，也许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性课题吧。
　　汉文帝的法律观念，与他成长于山西不无联系。因此，说到他的这些事迹，作为山西的学者和山西的法律人，我们应该为山西这样一个法治文化土壤深厚的地方而感到自豪。

山西法治文化建设研究会
　　《山西法治报》社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