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地震毁渠，数年后秦姓太守委派人员勘察，决定从石止以北的上游安定、登临二村交界处重新开口引水。秦守捐银164两，买地164亩，通利渠再行流水。同时明确，十八村“各照地亩均兴夫役”，“渠册渠条详载分明，不可紊也”。这就意味着“沟首”北移，石止、马牧、辛村不再是“沟首”，“任便使水”的特权就此失去，由新的“沟首”登临、好义、安定三村享有。石止、马牧、辛村就此既无特权，还得出工出力，疏浚渠道。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
　　八年后，上游赵城渠长李天惠违反定例，随便用水，临汾人杨运法、王棕一再控告，上级异地管辖，指定霍州知府探查。当时，董绅任平阳府通判，他根据霍州府意见，维持过往旧例，支持石止、马牧、辛村“自在使水，例不兴公”。可下游西孙村不服，继续上告。李天惠辩说：上三村“自在使水”有碑记载，只是这些年他们并未真正如此，而是和下游十五村一样兴工使水。董绅由此怀疑：果真有碑如此，为什么他们这些年还要和大家一起兴工修渠呢？看来事出有因，董绅明示上三村不许任意用水，应继续“兴工起夫”。李天惠自知理亏，情愿遵行。到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天旱，石止人王廷宗未到规定时间挖口用水，下游临汾人王守业多次控告，上级批示平阳通判董绅查办。董绅这次仔细研究一番，发现登临、好义、安定三村不在十八村转轮用水之列，作为“沟首舍地”之村享受着任便取水的特权，那么马牧、石止、辛村三村一直和下游一起出工，从不辩解，岂不咄咄怪事？所以，应该明确剥夺他们任便取水的特权，还下游十五村一个公道。于是晓谕十八村，“各尊依旧便例，照依地亩兴夫”；使水期间，自下而上，挨次轮流灌溉，违者从重责罚，“刻石遵守，永杜争端”。并对此次肇事者王廷宗，枷责示惩，以诫其后。有意思的是，三年后的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下游西李村将此次“判决”刊刻于阎张庙。而上游石止、马牧、辛村却置之不理，直到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他们才另外刊刻了一通石碑，即本文所述的第二篇碑文。碑文大意是，承蒙“山西都察院大老爷吴、本府大老爷张”抬爱关照，认可以下事实：石止、马牧、辛村首开广丰渠，且为开渠崖倒打伤王攀攀等人，苦情遽数难终，当时下十五村许上三村任便使水。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汾水泛涨，塌断四十余丈，石止村王志会等心怀济民之德，率领三百余人，强将登临地亩剜成渠道，邻村郭天寿聚众鸣锣，两里相打，分老爷贾批本府大老爷张，委霍州、灵石、汾西会同赵城、洪洞、临汾等县官踏看，申请按、抚两院详断，知上三村苦情，允许三村任便使水。碑文一一列举通利渠所经三县一十八村，“每年各设渠长、沟头，兴夫使水”。这就解释了他们为何与十五村一样多年出人出工的原因。接着说：“近因下十五村与上村争讼不息，随蒙河东道宪口大老爷念切，民依酌变通，立为振渠分水之法。”“振渠分水之法”是什么意思，没有解释，似乎模棱两可，你有你的规则，我有我的解释，即使我上三村偶有违例，各位只能忍着就是了。

山西法治文化建设研究会
　　《山西法治报》社宣
孙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