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我们这个晋南小县城每年小汽车的增长量都在3000辆左右，高速路日均流量也破万辆，运城、侯马高铁站每天人头攒动，运城关公机场已经开通32条国内航线、3条国际航线，人们出行很是方便。回想这些年来的出行变化，还真有点不敢想象。
　　哥哥是1989年考上的大学，记得当年他去太原上学的时候，我和父母在村门口送他上公共汽车，尿素蛇皮袋装的被褥，一个军用帆布包里装满了生活用品和换洗衣服，军用挎包里放的苹果、鸡蛋、饼子、咸菜作为路上的吃食。他要坐2个小时汽车到侯马火车站，然后，再坐7个小时火车才能到达太原。
　　后来，我也开始了外出求学之路。1995年正月十七，我买了侯马火车站到天津东站的火车票。火车进站后，检票口的人流当即冲垮了检票口的栏杆，我和几个相伴的同学也被冲散，我这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手提一个大挎包硬是没挤到火车跟前，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走了。第二天，我接受教训、总结经验，总算从绿皮火车的窗户进入了车厢，好不容易把挎包塞进了行李架，却发觉自己蹲在座椅靠背上下不来了。车厢里人挤人，过道里都塞不下我，就这样，我蹲到了太原才溜下来，站到了过道上。过了石家庄站，我们总算有了一个座位。20来个小时，我只吃了一个饼子、苹果，大冬天背心却湿得透透的。
　　2016年后，我们县城去北京，乘坐高铁列车也就是几个来小时。很多人还开启了周末出游，周五下午六点坐上动车，七点半到太原，周一早上六点半从太原坐上动车，八点就能返回单位上班。
　　公共交通有了质的发展，我们个人出行方式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变化。1996年参加工作时，单位给配了一辆红色重庆建设雅马哈CY80摩托车，这辆摩托机油泵坏了，我每次加油的时候，得给油箱里加注一瓶机油。当时我们刑警中队，有一辆仪征汽车厂生产的“黎明”牌越野车，只有专项行动或者抓捕嫌疑人集体行动的时候，我才能坐上。这辆“黎明”汽车属于“能吃能干”型。说它“能吃”，是因油耗高。记得1997年春节，刑警队内勤民警在车身张贴了一副小对联“日行千里平安归来”，民警老张给对联中间贴了一张纸条“耗油万升”。说它“能干”，有一次我们抓捕嫌犯回来，从后备厢里居然拉下来9个人，刑警队看门大爷瞪着眼睛说：“你们是怎么把这么多人塞进去的？”
　　1998年，我和妻子结婚的时候，家里唯一的大件是4300元购买的大阳摩托车，爱人每天骑着它去20公里外的乡镇上班。夏天还好办，到了冬天，穿着棉大衣、戴着红色围脖，包裹得像个“麦屯子”。
　　家里的第一辆车是7万余元购买的捷达轿车。2000年左右，人们对捷达车很痴迷，我也很珍惜，有一次，儿子不小心把车门划了一道印，我爆粗口骂了孩子，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笑可恨。现在，年轻人结婚，家家都会给配辆车。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出行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生活，更折射出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身边的同龄人感慨：“我们赶上了好时候，得好好享受生活。”

黄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