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资源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根基，法治是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根本保障与规范框架，法治是化解地域文化开发固有矛盾、实现传承与创新平衡的必由之路。法治建设不仅是地域文化开发的保障机制，更是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构成历史文脉与现代文明交融共生的制度性桥梁。
　　地域文化开发是法治文明与历史传承的深度融合。吕梁的法治血脉在烽火硝烟中淬炼成型，作为晋绥边区核心地带，这片土地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法治建设的艰难探索。晋绥边区高等法院在兴县赵家川口村诞生，推行巡回审判、人民陪审制度，确立“保障人权地权财权”原则，年处理案件逾千件。1944年颁布《晋绥边区民刑事调解办法》，使兴县民事案件调解率三年间从40.5%跃升至63.7%。最璀璨的法治星火闪耀于后甘泉村，1947年3月，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转移至此，在谢觉哉等人带领下，于农舍小楼中完成宪法草案、土地法大纲等奠基性法律文件。一本泛黄的《司法问题汇编》留存至今，成为新中国法治源头的鲜活见证。
　　在实践过程中，吕梁市积极以法治建设赋予地域文化可持续开发的生命力，吕梁人以法治力量守护文化根脉。临县宿皇寺作为元代遗存，曾因年久失修面临坍塌，出现壁画风化、建筑损毁等严重问题，是检察公益诉讼的介入改变了其命运。2018年，临县人民检察院启动公益诉讼程序，向八堡乡政府和县文物旅游局发出检察建议，推动修缮工程落地，使古寺重现光芒，这一案例折射出法治手段在文物抢救中的关键作用。2025年，离石区人民检察院通过“益心为公”平台收到抗战遗址受损线索。经调查发现包括两处省级文保单位在内的17处遗址普遍存在保护缺失问题，后通过公开听证、检察建议，推动多部门联合修缮，最终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旧址、离石烈士楼等重现庄严，并建立保护责任人长效机制。中阳县开创性出台《法治保障引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施方案》，为17项非遗项目构筑法律屏障，将中阳剪纸等非遗传承纳入“法律七进”体系，在中小学校开设非遗法治课程，培育青少年“文化认同+规则意识”的双重素养。
　　法治保障文化开发的同时，地域文化也深度滋养着法治建设，这是现实中揭示的双向赋能逻辑。具体来说，一是红色历史文化的浸润，二是地方传统文化的创新。后甘泉村的蜕变，是吕梁法治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该村依托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旧址，建成集宪法文化广场、“三治五和”法治文化长廊等于一体的村级法治文化阵地，建成了便民法律服务站，由党建引领，法治作笔，用红色文化浸润地方法治建设，传承红色基因，书写法治长篇。“十老年逾六百秋，共编大法共研修。”这是1947年深秋谢觉哉在临县后甘泉村煤油灯下写下的诗句，凝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炮火中起草新中国首部宪法草案的历史瞬间。近八十年时光流转，这眼滋养过红色法治的“甘泉”，如今正浇灌着吕梁山区法治与文化交融的沃土，绘就出一幅和美乡村的时代画卷，这些实践创造了“文化滋养法治，法治升华文化”的地域善治范式。
　　此外，法治正以多种艺术化形式渗入群众日常生活，如利用地方曲艺形式临县道情戏唱响宪法、秧歌剧演绎反诈知识，这种基于文化认同的法治传播，比单纯法条宣讲更具感染力和生命力，形成法治的本土化叙事。临县司法局创作的微视频《甘泉》，以村民与宪法的故事为主线，斩获全国“我与宪法”微视频大赛一等奖。剧中点睛之笔是伞头秧歌传唱：“甘甜泉水哗啦啦，临县人民笑哈哈，幸福生活靠什么？新时代的好宪法。”让法治精神随民间艺术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历史的长镜头下，吕梁经验揭示了地域文化赋予法治以温度，法治为文化开发提供秩序保障的辩证关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路径。文化开发中，传统自发秩序与现代规则体系所产生的冲突，唯有法治能提供稳定预期与刚性约束。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唯有以法治为基，方能让千年文脉在现代规则中生生不息，书写地域文化复兴的新范式。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吕梁经验昭示：当法治建设深度吸纳地域文化养分，当文化开发获得法治保障时，地域治理便能焕发出既彰显历史底蕴又充满制度活力的新气象。
　　漫步于今日后甘泉村，宪法广场上的宣誓墙与山间汩汩清泉相映成趣，法治非遗长廊的剪纸作品记录着谢觉哉们伏案疾书的身影。从1947年土窑洞里的宪法初稿，到今日中阳县非遗保护的法治方案、离石区公益诉讼守护的红色丰碑，吕梁人用近八十年的坚守诠释了法治精神唯有深植地域文化的沃土，才能焕发出穿越时空的生命力。

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