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对话全国人大代表杨蓉

开栏语
　　2026年全国两会绘就新的发展蓝图，伴随着温暖的春风，三晋大地吹响奋进的号角。那些关乎民生福祉的议案、建议，经历从“纸面”到“地面”的深度跨越。
　　即日起，本报推出《法治山西·代表之声》专栏。我们将镜头与笔触聚焦山西全国人大代表，深入报道两会闭幕后的“后半篇文章”。
　　在这里，您将读到议案背后的深思——代表如何将基层的呼声凝练为法理逻辑，用理性的思考为法治中国贡献“山西智慧”；您将看到践行一线的足迹——代表走进社区、企业、校园，用一个个鲜活的履职故事，诠释“民有所呼，法有所应”的庄严承诺。
　　法治建设，久久为功；两会回响，声声入心。让我们跟随代表的脚步，见证议案、建议如何落地生根，看法治力量如何在三晋大地上书写出温暖而坚定的民生答卷。
　　
　　3月的北京，春意初萌。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山西代表团驻地，全国人大代表、太原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四级高级警长杨蓉房间的桌上，摊开着几份不同的材料：一份是关于84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调研报告，密密麻麻标注着“社保接续”“算法困局”等关键词；另一份是太原市综治中心的月度简报，上万起已化解的矛盾纠纷被分类统计；还有一张略显突兀的照片——太原某老旧小区里像打了“补丁”的路面。
　　从基层民警到全国人大代表，从家长里短到国计民生，2026年，杨蓉的履职之路正在完成三个深刻转变：从“看见”到“保障”，从“化解”到“预防”，从“工程”到“人心”。
　　两会闭幕后，记者一行前往金刚里社区。在杨蓉最熟悉的网格党群服务微站，在这片她坚守了三十多年的土地上，我们的对话就此开始——

从“小哥加油站”到推动国家立法——8400万人权益获保障

　　背景：在杨蓉的手机里，存着许多外卖小哥和快递员的微信。她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知道谁的老家在甘肃，谁刚有了孩子。她说，正是这些具体的人，让她在冰冷的统计数据中，找到了立法的迫切性。
　　记者：杨代表，今年您作为领衔人，联合31位代表提交了关于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法》的议案。从去年关注“小哥加油站”这样的暖心设施，到今年推动国家层面立法，这个跨度非常大。是什么触动了您必须往前走这一步？
　　杨蓉：有个姓李的小伙子，在太原跑了四年外卖。去年冬天我们在微站聊天，他说最怕的不是刮风下雨，而是生病。“杨姐，我不是不想交社保，是我今天在这个平台跑，明天可能换另一个，社保关系怎么转？一个月交几百块，我跑单少的月份真扛不住。”
　　还有一次，一个骑手因为送餐晚了十分钟，被客户骂了半小时。他跟我说：“姐，平台算法说我超时，扣钱；客户说我服务不好，差评。我两头不是人，我到底是谁的员工？没人告诉我。”
　　8400万，这是我国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大概数字。当这个庞大的群体普遍面临“劳动关系认定难、社保覆盖难、维权渠道难”这三难时，光靠几个“小哥加油站”是不够的，制度的保障要跟上。
　　记者：您在建议中特别提到要破解社保“跨省接续”和“一刀切”的问题。这背后的难点在哪？
　　杨蓉：难点在于我们现有的劳动法律体系，是基于“单位—员工”这种稳定关系设计的。但新就业形态是流动的、碎片化的、多平台的。
　　我们说的社保，现在很多地方探索了单险种参保，但跨省呢？一个安徽的外卖小哥在太原跑三年，回老家了，他的社保怎么办？再有，现在保费比例有的地方“一刀切”，但外卖小哥的收入是波动的，淡季旺季差很多。能不能设计更灵活的、按单缴费、按月结算的机制？这些都需要国家层面的立法来破题。
　　这次31位代表联名，就是要发出一个声音：不能让8400万人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立法不是要管死新业态，而是要让它更有温度地发展。

从“化解矛盾”到“预防矛盾”——综治中心的“质变”

　　背景：作为太原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四级高级警长，杨蓉主抓矛盾纠纷排查化解。2025年，她参与推动的工作累计化解了13000多起纠纷。但今年，她的目光从“化解”延伸到了更前端的“预防”。
　　记者：13000多起纠纷，这个数字背后是巨大的工作量。但我们注意到，今年您特别关注“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在您看来，综治中心的实体化运行，相比过去单纯的公安调解，带来了怎样的“质变”？
　　杨蓉：以前我们在派出所，经常遇到一种情况：两口子吵架动手了，我们出警；但如果是两口子吵架没动手，只是闹得凶，我们能做什么？又或者，楼上漏水楼下遭殃，这事儿归公安管吗？不管吧，矛盾在那里，迟早要爆。
　　综治中心最大的不同，是实现了“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我给你讲个真事儿——
　　去年，太原一个老旧小区，楼上住户装修把承重墙破坏了，楼下住户吓得搬出去住。这事儿涉及住建、街道、物业，还有赔偿纠纷。如果按过去，群众得跑好几个部门，跑着跑着气就大了。
　　后来，这事儿进了综治中心。公安先稳住局面，综治中心牵头，住建局的人来看现场、定损害等级，司法所的人民调解员介入谈赔偿，街道社区负责安抚情绪、协调临时住宿。一周时间，事情解决了，没进法院，没打官司。
　　这就是“质变”——从公安的“单打独斗”变成了多部门的“联合作战”。群众进一扇门，就能找到所有能说理的地方。
　　记者：您在建议中提到了将反家暴摸排纳入网格职能，这是实现“预防”的关键一环。但目前基层的网格员很多是兼职，这个短板怎么补？
　　杨蓉：确实，网格员不是万能的。我们做过调研，有的网格员连家暴告诫书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指望她去摸排？所以我在建议里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培训，二是联动。不能把任务压给网格员就完了，公安、妇联要定期给网格员做专业培训，告诉她们什么迹象可能是家暴隐患，发现后第一步该做什么、该联系谁。同时，要建立“网格员吹哨、部门报到”的机制，网格员是发现问题的“眼睛”，解决问题的“手”必须是专业的部门力量。
　　预防，比化解更难，也更值得做。因为每预防一起恶性案件，背后可能就挽救了一个家庭。

从“工程思维”到“用户思维”——破老旧小区改造之“痛”

　　背景：去年，杨蓉拍的一张“补丁路面”照片引发关注。因为各部门施工不同步，刚修好的路又被挖开。今年，她再次把老旧小区改造的建议带上两会，这一次，她谈得更多的是“人”。
　　记者：那张“补丁路面”的照片，很多人都记得。今年您再次呼吁“多改合一”，但经过一年的调研，您觉得导致“各管一摊”的根源，仅仅是部门协调不畅吗？
　　杨蓉：根源在于，我们很多时候是“工程思维”，而不是“用户思维”。
　　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一摊活儿：市政要修路，热力要铺暖气管，自来水要换管网，通信要埋光缆。每个部门都有年度计划、资金预算、工期要求。从部门角度看，按计划施工没错。但从居民角度看呢？路挖了填、填了挖，今天停水明天断电，一条路折腾两年。
　　“用户思维”是什么？是把小区当成一个整体，把居民当成“用户”。改造前，谁牵头来统筹？能不能所有管线单位坐下来，一次性把未来五年的需求都提出来，一次性施工到位？哪怕前期协调多花三个月，也比后期反复开挖强。
　　记者：您在金刚里社区住了几十年，也是这里的居民。当您以双重身份去看改造时，觉得目前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和十年前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杨蓉：十年前，可能是“通知你，我们要改造了”。现在，是“大家商量着改”。比如加装电梯，一楼不同意怎么办？过去可能硬推，现在我们会反复沟通：一楼担心采光，能不能优化设计？一楼用不上电梯，但改造后小区整体环境提升，对房价是不是也有好处？甚至，我们尝试过让高楼层的给一楼一点“补偿”，邻里之间协商解决。
　　群众工作的本质，不是说服，而是共情。你要住在这里，才能懂一楼为什么反对。你要把改造的“好处”和“代价”都摊在桌面上，让大家自己权衡，这比行政命令管用。

从“传递声音”到“推动闭环”——“双重身份”书写双重担当

　　背景：杨蓉还有一个身份——国家监委第二届特约监察员。2025年，她参与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集中整治督导。这个身份，让她的履职多了一重监督的视角。
　　记者：人大代表是“传递声音”，特约监察员是“监督落实”。这两种身份在您身上的交汇，给您2026年的履职，带来了哪些独特的视角？
　　杨蓉：最大的变化是，我不光要问“为什么”，还要问“办得怎么样”。
　　去年参加督导工作，我跟着去查了一些基层的“蝇贪蚁腐”案件。这让我想到，人大代表提了那么多建议，建议变成政策，政策到了基层，能不能原原本本落到群众头上？会不会被“截留”、被“变通”？
　　有了监察员的经历，我在追问落实时有了底气。今年两会讨论老旧小区改造，我可以问相关部门的同志：资金拨付有没有全程监管？有没有群众举报渠道？出了问题追不追责？现在我知道，监督，是对人民负责的“最后一公里”。
　　记者：两会结束了，带着这些议案建议回到太原，回到金刚里，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杨蓉：第一步，就是去综治中心、人社部门、住建局，把我们在会上讨论的最新精神、部委的反馈意见带回去，和基层的同志们一起研究怎么落地。
　　关于新就业形态立法，虽然法律制定需要时间，但我们可以先推动地方试点。比如，能不能在太原先建一个“新就业群体维权服务站”，人社、司法、工会联合办公，让外卖小哥们有地方说理？这就是“纸上建议”变成“地上实景”的第一步。
　　关于老旧小区改造，我要盯着今年要改造的几个小区，看是不是真的“多改合一”了，是不是真的征求居民意见了。
　　履职，从来不是开会那几天。是365天，都在路上。

本报记者李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