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版:要闻

左手法治 右手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白琦瑞的履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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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山西财经大学的校园里,白琦瑞教授的身份格外受人关注。她既是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的思政课教师,也是奔走法庭一线调研的全国人大代表。这两重身份在她身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化学反应,让她在调研中找寻法治样本,在讲台上构建数智未来。
      今年全国两会,白琦瑞带着关于“生态文明法治”与“数智新基建”的思考前去参会。采访中,记者与她从技术的冰冷与教育的温度,聊到一部法典背后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记者所听到的,已不只是一个人大代表的履职故事,更是一位师者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它远不止是一次法律文本的汇编”

      记者:您这次关注的重点之一是生态文明法治。作为思政学者,为何特别关注法院的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今年8月15日起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核心意义究竟在哪里?
      白琦瑞:
    去年在西南某地调研时,我旁听了一起跨省水污染案件。法官在审理中需要翻阅七八部不同的法律条文,各地对“生态补偿标准”的界定甚至存在冲突。那一刻我意识到:法治的现代化,不能停留在“打补丁”的阶段。
      过去处理环境问题,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法律条文分散在各个单行法里,重复与空白并存。生态环境法典不是简单的文本汇编,而是一场系统性的治理重构。
      记者:这种“系统性重构”怎么理解?对普通人来说,法典化意味着什么?
      白琦瑞:
    我曾在一个讨论会上系统梳理过它的意义。至少五个层面:对国家治理而言,这是环境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把分散的规则整合、重构,消除矛盾,形成闭环。同时把“河湖长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这些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让改革于法有据。
      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基本法律,它集中表达了“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意志,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法治化的体现。
      对社会公众而言,法典通过完善公众参与、环境信息公开、公益诉讼等制度,为公民享有清洁健康环境提供了更有力的法律武器。同时清晰界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的权利义务,推动形成多方参与的治理格局。
      对经济发展而言,统一稳定的法律规则为企业提供了清晰的“绿色标尺”,倒逼产业结构向绿色低碳调整。
      对全球生态而言,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法典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严肃履行,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中国方案”。
      所以说,法典化不是简单拼凑,而是系统整合、逻辑重构、制度创新。

    “增色不越界、赋能不跑偏”

      记者:您还关注“数智新基建”。您曾提出要让学生在VR里“亲历”历史。但技术是中性的,如何守住其中的严肃性?
      白琦瑞:
    技术只是工具,教育才是目的。VR、数智技术本身无善恶、无立场,它们就是认知仿真、场景复刻、感官赋能的工具。别忘了初心,教育的主体永远是学生。
      我们要守住三条底线:史料真实、价值引领、叙事庄重。VR重现历史场景,这没问题;但虚构历史事实,绝对不行。增强情感共鸣是好事,但不能把价值导向给消解了。历史是厚重的,不能娱乐化、戏说化。
      比如用VR还原某个历史事件,可以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时代激荡,但历史细节必须准确;可以设计互动环节让学生“参与”历史抉择,但必须引导他们理解历史的必然性。
      技术赋能不等于价值让位。思政教育的“魂”永远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技术只能是载体,不是主体。让技术做“增色不越界、赋能不跑偏”的辅助载体,就能实现既有身临其境的情感共鸣,又有厚重严谨的思想铸魂,让红色历史在数字时代既鲜活生动,又庄重肃穆。

    “知识可以自学,但德行一定需要老师”

      记者:面对“数字原住民”一代,当知识获取变得极为容易,思政教师不可替代的价值是什么?
      白琦瑞:
    技术可以传递知识,但传递不了信仰;算法可以推荐信息,但塑造不了价值观。思政教师的价值,我认为在于点燃心灯,在信息洪流中帮学生明辨是非,在价值多元中引导他们坚守正道。
      思政教育的底层逻辑是什么?立德树人,根本是唤醒明德、涵养大德、坚守政德。思政课、价值引导,都是帮学生擦亮本心、明辨是非、笃行正道。知识可以通过自学来获得,但好的德行一定需要老师的教导。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一定是全社会协作才能完成的大事。
      课堂上讨论AI伦理时,学生能快速获取海量信息,但需要教师引导他们思考:技术发展是否应服从人类价值?效率至上是否应让位于公平正义?技术越发达,教师越要帮学生过滤信息噪音,锚定精神坐标。
      记者:全国两会闭幕后,您回到学校宣讲,学生们比较关心的是什么?
      白琦瑞:
    学生们关心的,是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就业”和“健康学校建设”。这印证了我们的履职方向,所有的宏大叙事,最终都要落脚到解决具体的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上。
      有学生直接问我,他们毕业后能不能找到对口的工作,也有学生关心学校的身心健康支持体系。这些问题让我更加坚定:代表履职不能飘在云端,必须扎进基层。

    “让技术成为教师的翅膀”

      记者:对于您提出的“数智新基建”这个跨部门建议,您期待看到什么样的落地场景?
      白琦瑞:
    我期待的场景,正如教育部部长所讲的,“智慧学校”绝不是设备的堆砌,而是“人—技—育”的深度协同:教师方面,智能工具减轻备课负担,让教师有更多时间与学生深度互动;学生方面,通过个性化学习平台,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培养数字素养;课堂方面,技术赋能思政教育,让红色文化“活”起来,让历史场景“动”起来。
      真正的数智教育,是让技术成为教师的翅膀,而不是束缚教育的锁链。我期待5年后回看,因为这份议案,一所普通的乡村学校里,教师能用数智工具讲好长征故事,让孩子们眼里更有光。

    【采访后记】

      在和白琦瑞教授的交谈中,记者发现,她案头摆着两类书:一类关乎法治的根基,一类指向教育的未来。前者如《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后者如《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
      两摞书,两重身份,在她身上做到了浑然一体——左手法治,右手教育;脚下是泥土,眼里是星辰。这或许正是新时代“学者型代表”的独特写照:以学术之思解实践之题,以履职之行践代表之责。  

    本报记者李青 见习记者袁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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