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父亲离开我们的第23个年头，可有关他的很多事情却历历在目。
　　我的父亲叫武超玄，1913年出生于交城县西汾阳村，就读于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山西省医学院的前身），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研究所，后又被同济大学选送德国深造，当时学校还给老家寄来了喜报。
　　可是，“12·8”事变后，父亲担忧家人，就中断了留学，返回了老家，在交城东关北巷开设了“安生医院”谋生，这也成了他终生的遗憾。
　　父亲看病不管穷富、不管远近、随叫随到。不仅坐诊，他还经常上交城山、古交山等地给病人看病，都是很早进山，很晚才回来，有好几次都遇到过狼。
　　那时，有许多穷苦人没钱看病，父亲就免费送医送药，那些病人都管父亲叫“菩萨医生”。
　　当时，父亲在县城是知名人士，有声望。伪政府想聘父亲出任伪职，被父亲断然拒绝。
　　父亲追求进步，追求光明，不顾个人安危，以看病名义给地下党送药、送日用品。
　　解放后，父亲在太原市南城区人民医院任主治医生，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记得有一次，一个小伙子得了急病，肚子疼的不能走路，被两个人抬来，父亲一检查，确诊是尿结石，赶紧用药打针。第二天，他就尿出了许多碎石头，肚子不疼了。为了表达感谢，走时还给我家挑了两桶水。
　　还有老家一个小女孩，出麻疹得了合并性肺炎，已经昏迷不醒，家里都准备后事了，经过我父亲的抢救，这个孩子奇迹般康复了。
　　我们街坊胡大爷有肺气肿，每天晚上喘不上气来，半夜经常让他的老伴儿叫我父亲过去看病，有好几次父亲还在发烧，仍强打精神去救治病人……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那时，山大一院和省人民医院遇到疑难杂症，也经常请父亲去会诊。当时这些大医院想请他过去，但他留恋老环境、老同事，就一直留在南城区医院。
　　父亲不管多忙多累，每天坚持学习，他有记笔记、记病历的习惯，手抄笔记本有十几本。为了掌握新的治疗手段，他还订了医学杂志。
　　在我的记忆中，我小时候就是在大人的脚底下睡着长大的，因为我们家经常住着老家来看病的人，而且一来就是一家子。
　　当时，我家只有两小间房子，母亲是一个非常热情、非常善良的人，她从来没有埋怨过父亲，照顾着所有的人。他们走了一批又来一批，年年如此，都是愁眉苦脸地来、高高兴兴地走。
　　父亲和母亲感情很好，母亲心脏不太好，都是由父亲给母亲配药吃，每天他把各种药都放在母亲的手中，再把晾好的水递给母亲，一直看着母亲把药吃下去。
　　父亲非常尊重人，我爱人是一个普通工人，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他第一次来我家，父亲双手端着荼水递到我爱人手中……我爱人到现在都忘不了那一幕。
　　1979年，人们终于盼来了涨工资，但那次涨工资的名额有限。父亲工作突出，是涨工资榜上的第一个名字，但父亲坚持把自己的名额让出去……
　　1983年，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医院知道父亲身体不好，可医院又需要父亲，就让父亲根据身体情况上班。但父亲和从前一样，照样是早来晚归。有几次，他发烧到三十八度多，站都站不稳了，还要去上班，谁也劝不住。他心里还惦记着几个重病号。
　　1984年，父亲病倒了，得了骨癌，而且是晚期。在病床上，他只待了59天便走了。就是在住院的一个多月里，还在给病人看病，他的心里永远装着的是病人。
　　父亲服务人民，人民也记住了他，交城县志的人物志里，父亲的事迹被记录在册……
　　父亲这一生虽然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遗产，但却用自身的行动为我们培育出了厚重的家风——儿女们都正正派派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认认真真生活。 (武怀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