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1日至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视察时说：“我多次讲到‘右玉精神’。2011年3月1日，我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说：右玉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始终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功在长远的实干精神，在于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利益的政绩观。2012年9月，我又作出批示：‘右玉精神’体现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迎难而上、艰苦奋斗，是久久为功、利在长远。2015年1月12日，我在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谈话时以右玉为例强调，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右玉精神’是宝贵财富，一定要大力学习和弘扬。”
　　这是习总书记第四次讲到“右玉精神”了，这是一件让山西人倍感自豪的事。我的思绪又飞到了十年前，正在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参与提炼“右玉精神”的那组稿件的写作。当时，我觉得自己是在描述一部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奋斗史，我的心中总有一股激情在澎湃，总有一股火焰在燃烧，这种感觉，至今难忘。
　　当年，山西省委宣传部发现了右玉这个典型，并组织记者深入一线采访
　　2007年5月底，山西省委宣传部组织我所在的《山西经济日报》与其他四家省级媒体的记者，对全省若干单位作风建设的经验进行总结，以推动全省干部作风的转变。时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王清宪，亲自抓这批典型的推出。他点的第一个题目，就是右玉县干部群众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终于使得解放前这片不毛之地变成了如今的塞上绿洲。
　　报社把这个任务落实给我。就这样，我们十几个记者坐车，从太原直奔朔州北部的一个小县，右玉。
　　在讲这段经历前，我先交代一下右玉的基本情况。右玉县地处山西最北端，土地面积大，人口少，气候寒冷，无霜期短，土地沙化严重，至今仍然是全省35个国定贫困县之一。
　　这里距离毛乌素沙漠不过100多公里，为天然的大风口。解放初，全县林木稀疏，为不毛之地，难以挡风。所以民谣曰：“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在家一身土，出门不见人。”
　　那时候，晋西北生态条件差，右玉可以说最差，黄土高原植树难，右玉尤其难。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右玉人在解放后60多年的时间里义务植树，与命运做着顽强的抗争。
　　我们去参观了右玉旧县城，叫做右卫老城，那是一个四面有城墙的古堡。至今，里面还有许多人家居住。站在北部的城墙上向下一望，风沙的厉害已无需多言。在右卫老城的东北，有一道8里宽20里长的黄沙梁，过去整体每年以十几米的速度向东推进。一旦风起，黄沙蔽日，黄沙洼由此得名。黄沙压城城欲摧，右卫老城的城墙阻挡着黄沙的肆虐，黄沙落在城墙下，日积月累地形成巨大的沙土坡，甚至把三丈多高的城墙都埋住了，汽车能轻松地开上城墙上来。风沙的暴烈程度令人感到恐怖！
　　在采访中，人们对我讲起了第一任县委书记张荣怀，抗日战争时，他就在这一带打游击，1949年6月，这个35岁的年轻人被党派到右玉。迎接他的是昏天暗地的一场风，一时间白日如夜，屋子里不得不点起了油灯。
　　严酷的现实让张荣怀感到震惊，但老百姓却习以为常。原来这里濒临沙漠，为天然的大风口，全县只有零星的8000亩残林，森林覆盖率仅有0.3%，难以挡风。有句民谣说：“山山岭岭和尚头，千沟万壑没水流，水旱风灾年年有，十年倒有九不收。”这里土地已经沙化，一亩地只打38斤粮食，全县4万多口人要生存，要温饱，怎么办？张荣怀与县长江永济手拿军用地图，身背军用水壶，徒步穿行在河道山岭间，开始了调查研究。
　　其实右玉并不是天生的半沙漠状态，我后来翻看县志才知道，上溯几百年，右玉应该是个林木茂盛的所在。因为当地庙宇里所用的合抱之木，均出自右玉。但自秦汉以来，这里成为边塞重镇。明朝中期，为便于瞭望，防备蒙古骑兵突袭，明军每至秋季放火焚山，最终毁坏了茂密的森林，同时大肆地垦荒，又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植被，终使这里成为不毛之地。
　　顶着风沙，一路走来，张荣怀与江永济发现，右玉的地越垦越多，粮却越打越少，这种广种薄收、掠夺自然的路，已经越走越窄。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只能加剧土地的沙化，最后必然导致右玉人民失去生存的依托。风沙肆虐，就是大自然的惩罚！当地农民用自身的实践告诉他们，右玉的出路在于种树防风固沙，恢复植被。种起林地，才能保护农田免受风沙侵蚀。
　　回到县里，在干部大会上，张荣怀提出了彻底改变右玉面貌的崭新思路——先生存，后发展，人要想在这里生存，就得先让树在这里扎根。只有大力种树种草，恢复植被，种粮才有条件，吃粮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这是一幅改天换地的宏伟蓝图，这个实事求是的主张得到了干部们的热烈响应。第二年春天，在张荣怀的带领下，全体机关干部到苍头河畔栽下了第一批树，迈出了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的第一步。
　　右玉的发展模式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由掠夺自然、自食苦果，到恢复植被、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从人与自然的对立，走向人与自然的共存。
　　从此之后，右玉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一任接着一任干，带领干部群众，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在右玉，我采访到第4任县委书记马禄元，从1956年起，他在右玉整整奋斗了10年，执政思路也是大力植树。
　　“走这条路，实在是被生存环境逼的。这又是最现实的选择，是对未来负责的选择。”这位白发清癯的老人连连叹息。“那里的风太大了，老百姓种地得戴上风镜，把眼睛严严地罩住。今天埋下的种子，明天就被风刮走了，连那么大的土豆籽都刮得干干净净。不种树，怎么挡风？不挡风，百姓怎么生活？我当县委书记，必须带领干部群众种树，没有别的选择。”马禄元说。
　　在右玉，我慕名寻访黄沙洼。昔日这座流动的沙丘，已被茂密的森林锁在脚下，早已失去黄沙蔽日的骄狂。来自蒙古高原的风依然那么狂烈地吼着，但在这里，沙土不起，只有阵阵森林的涛声，那是片片绿叶的掌声！
　　这掌声是对右玉人三战黄沙洼的褒奖。1956年，马禄元书记带领右玉全县各界人士在这里栽树固沙。那时候，没有苗圃，右玉人只能从几十里外的残林中，甚至远赴百里之外的大同，采集新鲜杨树枝条当树苗，调集全县马车昼夜不停地往工地上运。人们集中住在工地附近的村庄里，连柴房和牲口圈都住满了人。早晨天不亮，人们就开始扦插杨枝，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渴了，喝口消凌水（河冰融水），饿了，吃口冷块垒（莜麦面团）……
　　可是，天地并不为之所动。头一天栽下的树，第二天就被刮出了根。由于处在风口地带，上千人栽了两年树，只活了几棵，在沙土里露着梢头。人们刨开沙土才恐怖地发现，许多栽活的树，其生长速度赶不上风沙掩埋的速度，都被活埋了，其中一棵树被埋了两米七。严酷的自然环境，让人们的心掉到了冰窖里。一位德国专家甚至断言右玉不适宜人类居住，建议举县迁移……
　　1957年，庞汉杰来到右玉，就任第5任书记。上任初，他足足调研了两个月，想为右玉的发展找到新的出路。但是，在首次召开的县委常委会议上，他的施政纲领依然是大力植树。他把调研的结果总结为右玉存在“五害”——风沙、干旱、水土流失、霜冻、冰雹，而其根本原因在于植被不好。所以，要根治“五害”，就必须植树！
　　两战黄沙洼都失败了，庞汉杰与此时成为他的副手的马禄元，带领大家三战黄沙洼。他们采取迂回的办法，先在黄沙洼上风口的苍头河、马营河植树，锁住风沙，然后再战黄沙洼，终于锁住了这片沙丘。
　　十分耕耘，换来一分收获。但三战黄沙洼的精神给当地百姓以改天换地的勇气。
　　一桶一桶的河泥，一棵一棵的树，一片片的林子，锁住一丘丘的沙。一茬茬干部带领群众就这样奋斗了60多年，黄沙肆虐的右玉，一点一点地绿了起来。
　　为写这篇稿件，我的头顶秃了两块，有鸡蛋那么大
　　我们结束了采访回到了太原，我带着感动写了一篇大通讯，我们每个记者的稿件都被送给王清宪过目。很不幸，我们所有人的稿件都没有过关。
　　王清宪曾经是人民日报记者，曾经在很年轻时，就成为范长江新闻奖项获得者，是搞新闻的行家。他给我们这拨记者讲了他对深度报道的认识讲了他对右玉的认识。他告诉我们，不是要写出一个植树的典型，而是一个干部作风建设的典型，他希望我们能够挖掘“右玉精神”，拿出更好的篇章。
　　我又把稿件推倒重新写了一版，这一稿，我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写法，注入了自己的情感，使用了更加丰富的细节，那个时候的山西，没有人写这种风格的稿件。
　　王清宪把我们叫到宣传部开会，我们的稿件已经再次送他审阅，谁都不知道能不能过关。开会时，他要求每一个记者就自己的稿件，做一个十分钟的简短陈述。
　　我讲了我的稿子，他很认真地听着，只说了一句话：“有点门道。”
　　那天的会，有个中间休息，一位坐在上手的老者，走过来对我说，你散会后留一下。我不知道有什么事，心中有点忐忑。散会后，这位老者告诉我，他们看过我的稿件了，决定在我的稿件上继续修改提高。这位老者就是时任山西省记者协会主席的任思霖，他以前是山西日报的总编辑。为了让我有提高，王清宪也把他自己的新闻作品集签名送给了我。
　　我落入了两个文章高手的手里，那段日子过得苦不堪言。每一次，都是由任思霖具体指导我如何修改这篇文章，然后送王清宪修改把关，然后，我按照他们的意见进行下一轮修改。他们俩对这篇稿件的要求太高了，我不得不反复修改，不断突破自己。突不破，就不停地挠自己的头发。
　　后来有一天，我实在改不下去了，就去理发，想让头脑更清楚一点。理发的是一个小姑娘，很温柔地对我说：“大哥，我们这里有进口的生发水，效果很好，两百元一瓶，要不给你用点儿？”
　　我很诧异，我父母给了我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哪里用得着生发水？没想到小姑娘说：“大哥，你的头顶秃了两块，有鸡蛋那么大。”
　　我一摸，吓了一跳，还不到四十岁，就真的秃了，全是这篇文章“害”的……
　　飞鸽牌干部要做永久牌的事
　　我觉得这样折磨下去，突破不了自己，决定返回右玉进行更深入的采访。这一次，我是海量采访，试图从不同群众的叙述中，还原当年的历史真相。我听到越来越多的右玉人跟我讲起1975年上任的第11任书记常禄，人们称他为“树书记”。
　　我见到过常禄的照片，他身穿军装，正在挥锹植树。
　　他出门下乡随身常带三件东西：修理树枝用的剪子、量树用的尺子，还有望远镜。凭着望远镜，他经常驱散啃吃树苗的牲畜，多次抓住了破坏树木的人。他对绿化右玉是那么执著，每年植树，他都要带着老婆孩子齐上阵，当得知自己即将调走，仍率众上山植树，作为离别的礼物……
　　现在，我们觉得一任接着一任干，按一张蓝图干到底，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确实，右玉解放以来，历任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能够坚持植树造林不动摇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事情，对这种坚持造成冲击。
　　人们告诉我，初到右玉，常禄下乡调研，发现有80万亩宜林地急待绿化。一些好心人却劝他，“这些年粮食上去戴红花，其他上去没人夸。植树周期长，见效慢，出力不讨好。”“县委书记是飞鸽牌干部，在哪里也干不了几年，你要多抓些见效快的事情，要不然，对上对下都不好交账啊。”
　　矛盾中，常禄在庄窝坡公社碰见了64岁的老汉曹国权。老汉没有儿孙，却从建国以来就植树不止。文革期间，即使别人砍他的树，他也照种不误。“他砍我栽，长大还是个东西。”
　　“你没有儿孙，这树是给谁栽哩？”老婆埋怨他。
　　“曹村的后代那么多，给他们留下不是很好吗？”曹老汉说。
　　常禄非常感动，“您老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我们帮您解决。”
　　“我粮够吃，钱够花，没啥困难。常书记，我倒是想，集体能不能给我批点地，让我死前再给人们栽点树，挡住这狗日的风沙。”
　　常禄感动得几乎流出泪来，由此坚定了大规模植树的信念。“飞鸽牌干部要做永久牌的事。”这是他的口头禅。
　　干部经常调整，比喻做飞鸽不难理解，而什么是永久牌的事？常禄认为，在右玉，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农林牧一起抓，就是符合百姓长远利益的事，就是永久牌的事。而毁林开荒，虽然暂时能多打几颗粮食，但长远看，粮田必然变沙丘，无法对子孙后代交账。
　　常禄的故事，让我非常感动。我把他的故事添加到突出的位置。任思霖看到后，也非常感慨，说：“好一个无法对子孙后代交账！这是什么态度，这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这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这是希望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能够经得起人民的检验，都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本着这样的原则，右玉的领导干部不为风云所左右，坚持绿化不变；本着这样的原则，他们能跑好自己那一棒；本着这样的原则，他们甘愿做后来者的人梯！”他的这段话，我写到了文章里，成为精彩之笔。
　　后来，经过连续七轮的修改，这篇名为《为什么58年植树不止》的稿件终于发了，获得了热烈的社会反响，获得了山西新闻特别奖，为省委随后开展向右玉学习的活动，做了舆论铺垫。
　　稿件发了，我的头发也长出来了。同时我感觉文章功夫见长，好像以后用心写的稿子，都长了骨头。这要感谢王清宪和任思霖对我的严格要求，至今，他们给我修改的稿件，我都仔细地保留着。
　　我以为这件事情就此结束了，没想到两年以后，山西省纪委要继续深挖右玉这个典型，想要提炼右玉精神，带动全省干部作风转变。
　　时任省纪委常委弓跃和任思霖具体负责文字稿件和电视专题片的统筹，我又被叫来负责写作新一版的典型通讯，并为山西电视台的专题片做些文字工作。
　　我再一次重返右玉，寻找新的人物新的细节，毛永宽就这样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1972年，22岁的毛永宽就当上了威远堡的村党支部书记，在此后的七年时间里，这个年轻人带领群众栽下了十几万株农田林防风固沙，并平整土地兴修水利，他每天只睡五个小时，终日为老百姓的生活忘我地工作，终于累倒在苗圃里。
　　右玉县给他举行了极其隆重的葬礼，二十八个老百姓抬着他的灵柩，绕着他所奋斗的威远堡做最后的告别。在坟头，人们给他烧纸，毛永宽夫人就提出来了，说折上张铁锹烧了吧，他活着一直离不开那张铁锹，死了，下了地底下还要铁锹呢。当时毛永宽的妈妈挺反对，说活的就使唤这张铁锹，死了还要铁锹干啥呢，意思不想让他再受累。没想到，毛永宽的夫人哭着说，他活的时候爱见这，就再给他烧上吧……
　　我采访的时候，每一个说到毛永宽的人都眼含热泪，老百姓是非常朴实的，他们至今难忘这位带领他们不懈奋斗的共产党人。我真切地感受到右玉的道路是大自然逼出来的，是党员干部带领群众脱皮掉肉干出来的，正是有千千万万像毛永宽一样的共产党员，右玉才能实现从不毛之地到塞上绿洲的人间奇迹。
　　为寻找更多的细节，在大雪天，我们的车掉到了沟里
　　右玉的精神感动着我们每一个记者，我们则力争复原当年的真实的历史。用真实的细节，展现质朴的力量。寻找真实的细节，不仅是辛苦的，有时也是危险的。
　　那一天，我永远会记得，因为，第二天，就是我女儿十二岁的生日。
　　那天早晨，我们从右玉县城起身时，天上就下起了小雪粒。我没有坐前面的车，而是坐在后一辆车上，那是一位朔州市纪委干部开的现代轿车。我们俩一路上还讨论着采访上的事。眼见得雪就越下越大了。慢慢地就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了。
　　他的车开的很慢，不超过四十迈，但是在一个转弯处，我还是明显地感觉到了车子在打滑。滑呢，我跟他说，他更加放慢了车速。这么又走了十分钟，我又说滑呢。然后我又大声地说，滑呢！我还没有来得及再喊，在一个转弯处，我们的车已经掉到了沟里。
　　那是一个六七米深的沟，有个挺陡的斜坡，我们恐怕是顺着斜坡冲下去的。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眼见着车头像是一辆坦克，一往无前地撞了下去。沟里的景物像山一样朝我压了下来……
　　幸好，沟的下面是一片苗圃，有一圈铁丝网围着，铁丝网是由水泥桩固定的，我们的车头连续撞击到了几根水泥桩，最后被铁丝网拦住了，斜插在沟里，险些翻过去，来个底朝天。
　　我们小心翼翼地从正驾驶的门里爬出来，生怕把这辆车弄翻。当时，副驾驶的门完全被铁丝网封住，打不开了。
　　那位干部的头碰在车窗上，流出了殷红的血，而我除了爬出来时被铁丝网挂烂了裤子，自己一根毛也没有伤。心中不禁大喜，这要感谢我女儿，她在学校里被老师教育要严守交通规则，所以经常纠正我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我上车前，按她的要求，系了安全带，从而逃过了这一劫。
　　那个沟所在的位置很偏，我们俩手脚并用，抠着雪地爬到路面上后，才发现手机没有信号，无法与大部队联络。此时，天地之间白茫茫一片，路上也没有车子开过来，感觉非常的无助。
　　幸好，半小时后，带队的领导不见我们跟上来，手机也联络不上，就返回头来找我们，才发现了站在路边的我们。
　　我们的车，后来被交警队吊了上来，交警队长说，你们命大啊，这样掉到沟里车都没翻，真是奇迹。
　　我当时一点也不恐惧，还感觉到好玩。但是第二天早晨一醒来，就感觉自己正坐在副驾上，朝着沟底撞去，沟里的景物像山一样俯冲着朝我压过来。这个时候，我才感到惊悸，才感到后怕。
　　以后，我很少在雪天乘车了，心里总有抹不去的阴影。
　　能够参与推出这样一个全国典型，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我曾经跟弓跃就文章进行过许多次讨论，我告诉他，我采访的越深入，我就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右玉从不毛之地到塞上绿洲的奇迹背后，就是一部共产党人带领群众为美好生活而不懈奋斗的历史。他说，那你能不能写出一篇像穆青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那样的好文章？他写的是一个县委书记，你能不能写好一群县委书记？
　　这真是无比艰巨的挑战。
　　我为此仔细研读了许多重大典型的样板稿件，发现了许多新闻名家的写作技巧，随后，我把这些技巧用在了第二轮右玉典型通讯的写作中，用在了电视片的撰稿中。后来，这个名为《为什么能按一张蓝图干到底》的稿件获得中国经济新闻一等奖的第一名，我参与撰稿的电视片，由山西电视台获得了中国新闻奖电视专题类的一等奖。这些报道，为后来全国媒体大规模报道右玉精神做好了铺垫，提供了参考。
　　后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的刘云山到山西考察时，山西省委请他到右玉参观。右玉历任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一任接着一任干，右玉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刘云山，他亲自写下了《右玉书记们的政绩观》，用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右玉书记们选择了种树，实际上是选择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想，选择了“山川秀美，人民幸福”的信念，选择了“心忧天下，关爱百姓”的情怀。他们的政绩写在山川大地上，印在老百姓心底。
　　他还忍不住赋诗《右玉感怀》，盛赞“右玉精神”。他在诗中写道：“为政何不解民忧，当官堪消百姓愁。十八书记抒壮志，六十春秋挥锄钩。终见‘善无’变善有，已将沙洲换绿洲。年年立业是公仆，久久为功尚风流。”
　　随后，中央各大媒体开始了对右玉进行了集中报道，山西的典型，终于走向了全国，成为全国各地学习的榜样。
　　一个地方媒体的记者，能够参与推出这样一个全国典型，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顺便说一句，就是因为这段难忘的经历，我后来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我在右玉看到了那么多为人民利益不懈奋斗的共产党人，我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本报记者 郑亦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