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证史——三晋碑石中的历史细节》书评

　　刚刚将足迹深深印刻在山西119个县域的北京朋友——刘勇的新书《金石证史——三晋碑石中的历史细节》正式出版了。
　　如果说刘勇出版于2016年，用脚步丈量山西119县而成的《山西秘境——发现最美古中国》，是用一本深度游记，在三晋土地上留下了广泛足迹，那么这一次却是以坚实考证，将脚印一步步如金石般刻镂在三晋大地上。此番立身于金石之上的梳爬，力求在《魏书》《北史》《北齐书》《资治通鉴》《水经注》等传世文献古籍之外；在《文歆碑》《云冈石窟造像碑记》《晋祠之铭并序》《栖岩寺舍利道场铭》等三晋经典名碑之侧，于不为人知的、湮没已久的十六国、北朝、隋唐、辽金元墓葬碑铭、田间残刻中，寻探山西历史新堂奥，向我们呈现了一个胡汉融合的古中国、包容并蓄的新山西，而其书自身，也必将成为补缺史料、可供后人研究的厚重“晋石”。正如刘勇在本书“自序”中所说：“三晋大地，文物丰厚。近年来，在访古旅行中，我对各类石刻也多有留意。在山西的田间地头，在博物馆，在各类出版物中，我有幸搜集到了一些碑刻。祖先在冰冷的石头上镌刻文字，成为极佳的史料，颇有些内容，让我们发现了其中蕴含的丰富历史细节，从这个角度，历史是常新的。”
　　本书分为一“读”一“访”两大部分。
　　一读。读墓志铭——再现北朝隋唐北方民族史。刘勇重点解读了山西省艺术博物馆、大同北朝艺术博物馆和《晋阳古刻选》馆藏和收录的魏晋至隋唐墓志。比如，通过对山西省艺术博物馆所藏《韩裔墓志》的研究，使得一直扑朔迷离的北齐韩氏家族，即：韩贤、韩裔、韩长鸾祖孙三代的人生轨迹清晰呈现，而这一家族的兴旺衰落恰恰全程见证了“曾最有实力统一北方，进而实现大一统的高氏政权”的兴起和败落，得出了“这一深刻历史教训在一千五百年后都具有借鉴意义”的现实意义。又如，通过对《晋阳古刻选》收录的《□憘墓志》的考证，发现碑文所载“大贤真——备身都督”是颇为独特的北齐禁军军官“鲜卑——汉”组合式名号，“为我们认识北朝后期历史发展、民族融合的内涵，提供了新视角。”这让我们认识到，魏孝文帝所推广的“汉化”国策，即使在北魏过后，曾经遭遇过强劲的“逆流”，若不是“北周灭齐、隋代周，北朝后期短暂的鲜卑化现象烟消云散于大一统的格局之内。”中国的民族发展史，真不知会走向何方。
　　一访。访碑刻——回到历史现场。相比于借助馆藏碑碣钩沉历史，刘勇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寻访遗落于晋地村庙山林间的残碑断碣。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对吕梁-晋中一带的龙天庙、刘王庙、可汗庙的寻访和碑刻解读，破解了龙天——可汗的历史秘密：“所谓龙天神，正是将对汉、胡最高神的崇拜结合，将其功效聚焦于农业社会最渴望的水神层面。这不能不说是魏晋北朝以来，山西胡汉民族融合的一大硕果。”证实了“可汗信仰是龙天信仰的主要分支，也是龙天崇拜演变的组成部分。”提出了“可汗崇拜来自匈奴单于，来自刘渊，来自可汗，是对民族领袖的崇拜。这时的可汗已不是某一个人，是被赋予了丰富内涵的新的民族文化符号。”龙天神是西晋介休令贾浑和匈奴汉国大单于刘渊（古秀容、今忻州人）这对生死宿敌的结合？可汗信仰来自于刘渊？这些创见真可谓振聋发聩、惊动史界。而刘勇也自我推证，自己这支刘姓（源于匈奴独孤氏），确是源自匈奴汉国大单于、龙天神刘渊。在对龙天——可汗信仰的寻访中，刘勇先后发现了除著名的介休张壁古堡之外，五处不为人知的可汗庙，让流行在晋中、吕梁一带的可汗信仰终成体系、浮出水面，而这一过程，谁能说不是刘勇扑身于匈奴刘姓故土——山西，对自家祖先跨越一千七百年的虔诚溯寻。
　　近日得知，在这本《金石证史》的基础上，刘勇对山西魏晋北朝胡汉融合历史的探索，即将沉入更深的历史渊薮：“我已经在梳理第三本书——《刘渊山——南匈奴文化遗产考察记》，这其中种种见地，应该是前辈没多考虑的。”

姜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