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鹤琴教育思想与实践的中国文化渊源与创新》读后

　　被誉为“中国的福禄贝尔”“中国幼教之父”的陈鹤琴，是一位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上有深度、有高度，在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上有创新的杰出儿童心理学家、教育学家，是现代幼儿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其教育成就和人格魅力至今熠熠生辉，照耀着中国幼教人追求现代化的道路，赋予其探索和创新的勇气与力量。
　　2022年是陈鹤琴先生130周年诞辰，笔者有幸读到了太原师范学院贾宏燕老师的著作《陈鹤琴教育思想与实践的中国文化渊源与创新》。
　　笔者通读全书并精读部分章节后发现，贾宏燕老师所做的研究全景式展现了上世纪新旧文化激烈交锋时期陈鹤琴的国内外求学经历、人生选择和事业发展，揭示了陈鹤琴倾其毕生心血引领幼儿教育实现中国化、科学化、现代化的文化渊源与动力,剖析了陈鹤琴基于在中国的教育实验和实践，为解决中国自己的教育问题、“和杜威一样的在创造理论，也创造方法”的光辉教育思想和实践。作者运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访谈了与陈鹤琴一起生活过或密切交往过的19位亲属、同事和学生,如陈一鸣、唐淑和段友钦等，收集到陈鹤琴在家庭教育、幼儿教育和师范教育实践中极珍贵的“活”史料，并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在其思想史和生活史之间勾勒出陈鹤琴走向教育研究、实践和创新的内在线索和动力，凸显了陈鹤琴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特色——继承是基础，创新是亮点。
　　关于陈鹤琴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笔者仅以作者对陈鹤琴持续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方法修身自治的自我教育历程为例稍作分析。作者在书中写道：“6岁至14岁的少年时光是很苦的。即便如此，没有丰厚思想资源和社会网络的底层少年陈鹤琴还是从习以为常的传统遗留中汲取到了能量，在不断思考、选择与奋进中实现自己的抱负和志向。”中国传统文化对陈鹤琴修身自治的浸染始于其传统的家庭和家庭教育。1892年，陈鹤琴生于浙江上虞百官镇一个小商人家庭，他在自传《我的半生》中说：“我们的祖宗正表公着实值得我们钦佩呢！他的开辟事业和刻苦耐劳的那种精神，都深深地注入了陈氏子孙的心里，一直传到我们的身上。”母亲的修身哲学和言传身教对陈鹤琴的影响是终身的。他在“童年时代的人生观”之“德育”方面总结到：（1）做人方面知道应当孝顺母亲。因为“母亲是最可爱的，她是非常爱我们小孩子的；二十四孝的故事也增加我的孝心不少；孟东野的《游子吟》也感动我很深的。”还应当知道兄弟友爱，待朋友要亲爱，这些是母亲训诫和叮嘱的结果。（2）做事有三点是受母亲的言传身教。一是“吃亏就是占便宜”；二是“和气生财”；三是要勤俭刻苦，努力奋斗。陈鹤琴在祖辈营造的以“勤俭起家，忠厚传代”为家风的小商人家庭中，受到祖宗正表公“开辟事业和刻苦耐劳精神”的浸染和母亲的谆谆教诲，还有能因材施教、重视个别教学和道德修养的私塾教育，虽经历了父亲早逝、家道中落的生活磨难，14岁上中学之前所受的传统文化教育依然是陈鹤琴自我完善的做人和修身实践的开端，并为他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做人的底子”。
　　陈鹤琴受母亲的教诲和二哥的影响立下了读书求学问的人生志向：“要济世救人，非有学问不可；要有学问，非读书不可。”坚定了他“人生非奋斗，没有出路”的志向。如果说少年时代的陈鹤琴还只是抱定儒学文化所强调的“修身齐家”的传统，形成的是“一种显亲扬名的人生观，一种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到大学时代，他的眼光、视野逐渐开阔，人生目标也转向了“国家”“天下”，并成功实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修身”到“治国平天下”的做人追求的跨越。陈鹤琴说“到大学时代，我的人生观除济世爱众外还能注意到救国呢！”“我感到一个人要有成就非努力非奋斗不可，非为人民服务、为国效劳不可。”“我的志向是什么？我的志向是为个人的生活吗？决不！是为一家人的生活吗？也决不！我的志向是要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事实上，当时的陈鹤琴并未在思想和学理上深入探究这些修身做人道理背后的理论和观念，也未留下融会贯通、系统论述这些想法的任何佐证资料。但是，也许对他而言，所有的道德、学问只有在行动上、在增长自己的才能上有用才是真道德、真学问。这些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教育成为他伟大人格的基石。
　　说到陈鹤琴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我们就不能不说到他的教育研究、实践和革新。从出国留学直至回国，陈鹤琴始终抱定初心，立志教育救国、教育强国。在学术研究和教育改革上，陈鹤琴践行中国知识分子“知行合一”和“经世致用”的学术态度和社会责任感。正如我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潘菽先生对陈鹤琴的评价：“在学术上，陈鹤琴同志有一个特点，就是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由行而知。用现在的话说，他能做到理论结合实际。……这是很值得提倡和学习的一种学风。”身处中国文化大变迁的时代，陈鹤琴在面临“中西古今”文化碰撞之时，他一方面努力改造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价值和符号系统，尽力在保持文化认同目的的指引下，使它们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从而实现中国教育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将“活教育”理论的教育目标确定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另一方面，因为留学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革新中国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中，尝试将杜威的理论与思想转化为适合中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在理论—实践—理论模式下，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活教育”理论体系。
　　对中国当代幼儿教育的发展而言，正需要更多像贾宏燕老师这样的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能继承陈鹤琴先生学术遗志，弘扬科学精神，传承幼教薪火，创新中国幼教，为早日实现中国幼儿教育现代化，做出无愧于先辈的努力。

邢少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