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朋展

　　2011年，新闻战线启动了“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十多年来，“走转改”这一活动对于报纸而言，与其立足民生、贴近市场的定位天然契合。然而，融媒体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了新闻生产的底层逻辑。系统剖析融媒体时代都市类报纸践行“走转改”的价值与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走转改”的价值

　　修复真实性，重建权威性。在传统媒体时代，都市类报纸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本地信息的深度覆盖和对基层民生的敏锐洞察之上。报纸信息越能准确反映当地实际，该报纸就越火爆，而“走转改”在本质上是对这种新闻传统的制度性要求。融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的速度被推至极致，一条新闻从发生到扩散往往只需数十分钟，但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事实核查的缺位和语境信息的流失。在这种背景下，“走转改”所强调的实地调查、直接采访、反复核实，恰恰是保证新闻真实性和可靠性的有力举措。
　　实现地方性知识的再生产。融媒体时代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信息的高度同质化。不同媒体平台上的内容往往来自相同的信源或经过相似的算法筛选，地域特色和社群差异被逐渐抹平。都市类报纸作为区域性媒体的典型代表，其核心竞争力恰恰在于对本地社会结构的深度理解和精准呈现，照葫芦画瓢往往只能适得其反——通过长期、深入的基层走访，记者能够捕捉到那些无法通过远程采访或数据挖掘获取的细节，这恰恰形成了都市类报纸区别于全国性平台和社交媒体的辨识度。“走转改”使地方性知识得以持续生产，进而在信息化浪潮中为都市类报纸保留了差异化的生存空间。

二、“走转改”实践中的现状

　　其一，部分媒体在践行“走转改”中存在“仪式化”与“浅表化”的倾向。有的媒体将“走转改”简化为每月固定次数的基层走访任务，记者抵达现场、拍照留痕、撰写稿件，形成了一套高度程式化的流程。这种“打卡式”的走访虽然完成了数量指标，却难以产生真正具有洞察力的深度报道；“为了走访而走访”沦为对基层场景的浮光掠影式浏览，而非对结构性问题的持续追踪。
　　其二，情感逻辑与新闻逻辑往往不能兼顾，甚至存在冲突。为了追求传播效果，部分都市类报纸在“走转改”报道中过度依赖悲情叙事，将部分基层群体塑造为被动等待救助的对象。这种操作方式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受众共情，却容易滑向对采访对象的客体化和消费化，与新闻媒体倡导的平等对话、真实呈现的宗旨背道而驰。
　　其三，融媒体时代的技术迭代对传统采编模式构成了系统性挑战。在这种背景下，耗费大量时间精力的基层走访，在一些工作人员甚至领导看来价值有限，部分都市类报纸内部甚至出现了“能搜就不跑，能抄就不访”的实用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如果得不到有效纠正，“走转改”将逐渐退化为“喊喊口号，在工作总结中写两句”的“纸上谈兵”，而非真正嵌入新闻生产流程的实践机制。

三、融媒体时代“走转改”的实践路径

　　从运动式走访转向常态化驻点。“走转改”之所以容易出现浅表化问题，根源在于部分从业人员没有深刻认识其意义，都抱着“过一阵子就完事了”的侥幸心理。都市类报纸可借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都市报黄金时期“跑口记者”和“驻社区记者”的成功经验，建立更为稳定的基层联系点机制，力求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与以往不同的是，融媒体时代的驻点不应仅仅停留在“知道该区域发生了什么事”的层面，而应借助数字工具实现对基层动态的持续监测：这件事后续咋样了？问题解决了吗？老百姓对这事啥看法？无数实践均已证明，“数字在场”与“物理在场”的双重嵌入，既保证了走访的持续性，又避免了完全依赖远程沟通带来的信息衰减。
　　以数据驱动重构线索发现模式。融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无法回避数据分析技术的介入。然而需要警惕的是，数据驱动不能替代实地走访，而应当成为走访的导航机制，为走访装上“千里眼”和“顺风耳”。都市类报纸可尝试建立“热线数据+舆情监测+记者经验”的三级线索筛选体系。具体而言，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读者热线、政务留言板、本地论坛中的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识别出那些已经引发公众关切但尚未得到媒体充分关注的议题。当数据线索锁定某个社区或群体后，记者的实地走访不再是盲目“扫街”，而是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假设进入现场，在验证数据发现的同时挖掘数据无法呈现的深层动因和具体情境。“数据发现线索、走访生成故事”的协作模式，能够有效提升基层走访的产出效率，同时避免完全依赖算法导致的议题窄化，从而完成人工智能难以替代的深度报道工作。
　　融媒体时代的技术变革并未削弱“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价值，相反，在信息失真、信任危机、内容同质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走转改”所蕴含的在场性、地方性知识，正成为都市类报纸重建专业合法性的关键资源。都市类报纸需要在承认技术演进不可逆的前提下，将制度化的驻点机制、数据驱动的线索发现、社群化的情感联结有机整合，使“走转改”落实到新闻生产的全流程，从而体现媒体价值，扩大影响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作者单位：运城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