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抗战中长眠太行山的新闻先烈

　　今年是何云等57位新闻英烈为国捐躯80周年。
　　壁立千仞的太行山，缓缓流淌的清漳河，在无声诉说着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一张报纸就是一颗炮弹

　　1937年7月，日本法西斯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难关头，1938年8月，何云受中共中央和《新华日报》总馆指派，率领陈克寒、江横、周永生等14位立志为祖国独立自由而战的爱国青年，奔上太行山，成了我党的新闻战士。
　　就是这支年轻的新闻文化队伍，不畏强暴，迎着烽烟，用青春热血，筹办起《新华日报》华北分馆，靠一台破烂的铅印机和一副老5号的仿宋体铅字，创办起我党在敌人后方区域第一份大型的铅印报纸《新华日报·华北版》，在辽阔的北方大地，开辟出紧密配合八路军军事斗争的舆论宣传战场。
　　华北版和《新华日报》一脉相承。
　　《新华日报》是周恩来为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为我党在舆论宣传上掌握主动，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之机，经与蒋介石多次据理力争，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后迁至重庆，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查封，出版历时9年1个月零18天，是我党在蒋管区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全国性政治机关报，也是我党建党以来创办的第一份大型日报。
　　1938年8月，《新华日报》总馆拟出版西北版，总馆中共党支部委员何云率领编辑人员北上西安，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
　　何云正一筹莫展之时，路经西安的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对他说：“他们不欢迎你们，华北军民欢迎你们。”不久，彭德怀副总指挥也路过西安，说：“他们不让你们在西北出版，人员和机器就给我，我到太行山去出版。”
　　很快，中共中央就同意了朱老总、彭总在敌后出版报纸的意见。
　　就这样，何云与同事们抬着老掉牙的铅印机，扛着铅字，背着油墨、纸张等物资，跋山涉水上了敌后太行山。
　　《新华日报·华北版》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报。
　　华北分馆由杨尚昆、彭德怀、左权、陆定一、傅钟、李大章、何云、陈克寒组成党报委员会，何云任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总编辑。
　　工作人员主要来源于《新华日报》总馆派遣的编辑、记者、印刷人员；合并了晋冀豫党委《中国人报》的全部人员；从通讯员训练班挑选的学员；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校由延安派赴太行抗日前线的部分文字、美术工作者。
　　华北版于1939年元旦创刊，初为4开4版、后扩为6版，先为双日刊、后改为日刊，前后历时4年零9个月，共编号出版846期，发行达5万多份，范围遍及北方敌后各地。在1943年9月29日停刊。10月1日，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太行版》创刊。
　　华北版在战争的烈火中诞生，是在新闻先烈所流洒的血泊里滋长起来的。
　　华北分馆同志不畏艰险，以笔墨为武器与日寇作战，为胜利呐喊。他们日夜穿梭于火线上，出生入死深入一线调查采访，及时报道敌后战场上发生的一切，向世界全方位立体展现敌后抗日根据地，把蒋管区和沦陷区民众心目中的“神秘之地”变为“让人神往之地”。
　　尽管战斗频繁、环境动荡、生活艰苦，但从他们笔下写出得那一篇篇观点鲜明、客观真实、事实新鲜、数字准确、语言精练的新闻报道，有理有据有节地战胜了以新式机器装备起来的日伪报刊，戳穿了日本强盗和无耻汉奸对八路军敌后抗日的造谣诬蔑，粉碎了倭寇的狼子野心。
　　华北版像一只号角，声震北方，点燃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熊熊烈火；像一盏明灯，照亮着亿万争取民族解放民众的航程；像一把钢刀，锐利插入敌人的心脏。
　　“一张《新华日报》顶一颗炮弹，而且《新华日报》天天在作战，向敌人发射千万炮弹。”朱德总指挥高度评价道。
　　“华北《新华日报》要成为华北新闻文化事业的中心。”分馆同志坚决落实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这一重要指示，极尽努力，艰苦奋斗，先后办起采购站、纸张和油墨自造厂、交通运输队；紧紧依靠民众，打破鬼子的封锁和分割，建起四通八达的地下发行网；在工作实践中锻炼培养出大批新闻与出版工作者，分批输往晋察冀、冀鲁豫、冀热辽、胶东、冀南和晋西北、山东、苏北等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帮助各地方发展新闻出版事业，让笔杆密切配合枪杆，共同作战，英勇地打击敌寇。这一时期，仅晋东南各根据地就创办起百余种报刊，报刊真正成了抗战的鼓动者和组织者。
　　分馆同时还编辑出版文艺杂志《抗战生活》、专供敌占区同胞阅读的周报《中国人》，协助北方局、总部等机关出版发行《党的生活》《前线》《敌伪动态》《华北文艺》和《华北文化》等刊物；独创全党办报、大众办报之举，联系和培养几千名工农兵通讯员，壮大了新闻队伍，增强了报刊可读性；印发了120万册社会科学读物和马恩列斯经典名著以及学校用书，印刷了125万份传单和布告。这在缺物资、少技术异常困苦的敌后，能印发这么多的书籍和印刷品，真可谓世界出版史上的奇迹，在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敌后抗日根据地党的新闻出版事业，蓬勃发展，欣欣向荣。华北分馆到华北版停刊，已从最初的30来人，增加到500余人，分为要闻、新闻、国际、文艺、美术等几个科和电台、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新华书店几个部分，印刷规模从只有一架印刷机发展到下属五个印刷厂，形成一个完整的出版发行体系，成长壮大为敌后华北唯一规模宏大的新闻出版机构。

背着报馆打游击

　　屹立于敌后的华北分馆经历了严酷的战争考验，全馆同志在战争的风暴中经受了磨难。
　　在敌后办报完全是百分之百的战斗。敌寇绵密的碉堡群，交错纵横的封锁沟，层层割裂和包围着敌后各抗日根据地。
　　分馆驻地往往距最邻近的敌寇，有时有15公里，有时竟不到10公里。不要说能够经常听到炮声，连双方哨兵冲突的枪声，时不时也会传入耳中。敌寇时常会骤然袭击抗日根据地。为了保护党的新闻战士安危，前方总部派了两个排的兵力，担负分馆警卫。
　　在长期频繁反击小鬼子“扫荡”“围剿”“奔袭”血与火的斗争中，分馆转移已是极平常的事情。每遇敌情，他们把来得及搬走的机器、纸张，动员老乡帮忙尽量搬走。不能搬走的，便就地埋藏，绝不让敌人讨占一丁点儿便宜。
　　在那浴血奋战的艰苦岁月里，分馆同志和根据地军民并肩战斗，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在枪林弹雨里采写新闻，在炮火连天中编印报纸，有时战事紧急，不允许出铅印报，他们就刻蜡版出油印号外或战时电讯版，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抗战情绪，提高了抗日军民的战斗意志。
　　为了便于转移时携带印刷设备，分馆发动大家想办法，最终把铅字改小，制出了小型轻巧的活动铅字架，造出了小型轻便的脚踏印刷机和轧墨机、浇版机。
　　一有情况，他们把事先已装好小型印刷设备的木箱，用3匹骡子驮着，背上电台、纸张、油墨，按早已编就的班级，由10名荷枪实弹的战斗员，先行开路，分头钻入山谷，一面忍饥受饿，露宿山野，跟小鬼子转圈圈，一面设法出报。同志们风趣地说他们是“三匹骡子办报纸，背着报馆打游击。”
　　在炮火连天的艰苦岁月中，这份日刊2万多字的报纸从未中断出版。转移中，何云得空便命令报务员架起电台，抄收延安新华总社的电讯，把国内外重大新闻及时刊印出来，快速分送出去，供各地领导同志参考和根据地军民阅读，指导对敌斗争。
　　一张张华北版历经艰难险阻送达读者手中，如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照亮了民众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奋勇前进之路。
　　分馆的日益壮大，引起了日寇的恐慌，经常指使密探暗中窥寻分馆人员的踪影，一再派遣精锐部队突袭分馆的驻地，不断调派飞机轰炸扫射人挑驴驮运送报刊的队伍，企图摧毁这个新闻出版机构，但是，一次次都在老乡们冒着生命危险的掩护下，化险为夷。
　　日寇的经济封锁更是歹毒。在沦陷区大施淫威，暴力推行“配给制”：民众多买一盒洋火要剁掉一根手指头，多买一尺布要当场枪毙……分馆每得到1件文具都浸染了血迹，但敌寇的血腥残暴并不能阻挡住分馆的成长。
　　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百团大战”。何云带着记者和油印机，跟随部队日夜战斗在火线上，即审即刻、即校即印，以最快的速度传播战役所取得的辉煌战果。
　　华北版的威名，与“百团大战”一道传遍了华夏大地。他们是全国最早使用“百团大战”名称，冲破国民党封锁，高调书写敌后战场八路军获得这一历史的伟绩，连续4个月不厌其烦地宣传“百团大战”空前伟大的意义和做出的重要贡献，不断鼓励地方武装，一致配合八路军，参加交通总破击，摧毁倭寇的“囚笼政策”。并号召抗日民众乘敌伪动摇之际，主动深入敌占区，争取敌占区同胞，开展反正工作，扩展抗日根据地，缩小敌寇占领区。
　　在关家垴战斗中，何云紧跟彭德怀副总指挥，利用号外形式，大力宣传战斗英雄人物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的光荣事迹，及时揭露日寇大肆烧杀淫掠的罪行，成为激励民众对日斗争的响亮号角。
　　华北版连续密集发布号外的做法，在中国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从8月23日到10月3日，他们共编发《华北交通总攻击战捷报》22期，用粉红色纸单面印刷，及时送达战斗前线和后方根据地，鼓舞广大军民的斗志和夺取胜利的信心。
　　每当八路军打了胜仗，他们总要搜集一切捷报，以简明精彩的语言，重新写作，编印捷报、传单或布告，及时向敌占区传播八路军的胜利喜讯，成为插入敌伪胸膛的“利剑”。
　　“你们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办报，只是笔杆抗战而已。”在接受《新华日报》总馆记者访谈时，何云自豪地说：“在太行山，我们则是铅字和子弹共鸣，笔杆与枪杆齐飞。”
　　华北版除过经常发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还经常约请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左权、陆定一、刘伯承、邓小平等八路军将领，撰写重要文章，准确解释党中央对抗日的各项主张，论述华北战局，阐述坚持敌后抗战的重大意义，阐明形势与任务，并不断就重大事件发表谈话。这些文章在广大读者中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日寇严密的封锁，太行山几乎与世隔绝，各类物资万分奇缺。出版报纸，离不开纸张、油墨、铅字，离不开铸铅字的铜模，更离不开电讯设备……分馆同志在坚持与凶残暴戾的日寇做斗争、与贫穷困苦的物质环境做斗争的同时，没日没夜搞试验，历尽艰辛，破解了一道又一道难题。没有铸铅字的铜模，自创出半铅模，用手工刻铅字，以木头刻制标题，更新替代铅字；没有纸张，拿芦苇、废纸、破布、木屑、山草，用水磨碾纸浆，自造出了8种纸张，并做出打纸版的大刷子，独创了土纸打版的简易技术；没有油墨，就砍松枝，烧出松脂，自制成油墨；缺少电讯设备咋办？自造土电池，自缠线圈，自装收发报机……
　　由于没有照相器材，也缺乏照片制版技术，他们将陋就简，经常用版画作为新闻配图。通常是编辑确定第二天报纸的主题，再由美术编辑根据主题连夜画出画稿、刻成版画，刊登于报上。这一表现形式，成为华北版最大的特色。
　　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他们就自己想办法去解决，从来没因缺少物资而停刊过。
　　他们通过艰辛努力，打破了敌寇的封锁，求得了办报所用一切物资的自给自足，牢牢掌握了舆论斗争的主动权。
　　朱德总指挥欣闻分馆连克难关，节节胜利，便奖励大洋300块，并写信鼓励道：“继续提高创作热情，不断克服可能到来的任何困难，使敌后抗战的文化工作，更益前进！”
　　华北分馆和新华通讯社华北总分社同根同源，一起走过了峥嵘岁月。
　　1939年10月19日，北方局决定，华北所有战报和重要新闻，均由分馆用“华北新华社”的电头，向延安新华总社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发稿。
　　1941年初，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在辽县（今左权县）山庄村成立，由分馆兼管总分社的发稿工作，何云兼任总分社社长。
　　从此，分馆电台除了接收延安总社、重庆总馆和各敌后根据地的电讯，同一些国家的通讯社也建立了联系；从此，华北新华社或新华社华北分社的消息，频频出现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报纸上；从此，华北版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携手作战，牢牢占领着敌后舆论宣传的制高点，成为两座具有无穷杀伤威力的坚强堡垒，被誉为“华北抗战的向导”。

新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辽县位于晋冀豫三省交界，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本营”。
　　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和129师师部等长期在辽县驻扎。大批干部从这里输送华北各地，大批部队从这里开往别的根据地。
　　倭寇惊呼这里是“繁殖游击战争的基地”，是倭寇的“眼中钉”。全民抗战期间，日寇“扫荡”、八路军反“扫荡”的激烈战斗，在这里从来没有停止过。
　　分馆1939年9月28日由武乡县转移到辽县，先后在后庄、上麻田、上武、岭南、山庄、熟峪等山村驻扎过，直到1942年10月6日迁往河南省涉县（今属河北省）。
　　一般分馆驻在北方局、前方总部机关的附近。按照常规，日寇每年春秋对这里“扫荡”两次。每到“扫荡”时，八路军主力部队大都转往外线寻机作战，分馆跟随总部等机关，在大山深谷里兜兜圈圈，然后就返回了驻地。
　　法西斯的逻辑跟常人不同，一个中国啃不动，又在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初期偷袭得手，不久即转入逆境。战线太长，顾此失彼，日寇更加意识到唯一生路是迅速“征服中国”，搜刮中国的人力、物力支持“大东亚圣战”。而要“征服中国”，就必须首先要消灭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敌后抗日根据地。
　　人性泯灭的日寇为根除后方的“心腹之患”，纠集在华的大部分兵力，对敌后战场华北，接连施行“治安肃正”“囚笼战术”“治安强化运动”，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做法一次比一次野蛮，手段一次比一次毒辣，使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1/6、人口减少1/3。
　　经过几年频繁激烈的反“扫荡”作战，太行山敌后抗日根据地社会积蓄消耗殆尽，军民非常疲劳。1941年和1942年又连遭严重旱灾、蝗灾，敌占区、蒋管区灾民大量涌入，根据地军需民用极端困难。
　　分馆同志穿着破旧的军装，吃粗糠、咽野菜，省下小米、黑豆全都接济给断炊的老乡，和乡亲们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结下了鱼水深情。在左权县山庄、岭南、熟峪等山村，至今仍传颂着他们许多动人的故事。
　　即使再苦再难，分馆照样活跃于抗战最前沿，在敌寇从根据地没完全退走之前，在被毁的房舍余烬未熄之际，报纸继续出版了，居然还创造性地依靠各地方党委出版了南线版、北线版、东线版和西线版的油印报或石印报。
　　1942年5月19日起，日寇向太行山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篦梳式”的“铁壁合围”，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灭绝人性，无所不为。
　　同历次反“扫荡”作战一样，八路军主力部队果断跳出合击圈，进入“敌后的敌后”，机动寻敌作战，在敌占区断交通、攻据点，消灭鬼子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配合、支援腹心地区反“扫荡”作战。
　　前方总部等指挥机关，率少数警卫部队坚持战斗在内线。分馆驻在辽县麻田镇以东的山庄村，“扫荡”开始了还没有转移，仍然坚持出版了战时版的第1号和第2号两期铅印报纸。
　　几天前，分馆接到消息，鬼子又要来“扫荡”。分馆组织大家埋藏机器和各种物资，疏散妇孺病号，进入临战状态。
　　23日夜，狡诈的敌寇纠集3万多兵力，突袭山西的武乡、黎城、和顺，河南的涉县、偏城（1946年并入涉县），河北的邢台、武安、馆陶，急行军直扑辽县东南部桐峪镇、麻田镇一带，修筑据点，封锁山口，形成直径约25华里的包围圈。
　　日寇对华北分馆恨之入骨，每次“扫荡”都把摧毁分馆作为主要目标之一。
　　24日拂晓，一股强敌猛然奔袭分馆。多亏早一步接到老乡报信，他们快速撤离山庄村，钻入了高山深谷。
　　鬼子这次“扫荡”作战，用兵之多，来势之猛，持续时间之长，手段之狡猾狠毒，都是前所未有的。
　　北方局、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党校、华北分馆、朝鲜义勇队、朝鲜独立同盟、日本觉醒联盟等都深陷包围圈。被包围的党军政领导机关、直属单位和后勤部门很多，非武装人员超万人，警卫部队又少，敌我兵力悬殊，我方处于极为不利的态势。
　　整个白天，6架敌机擦着山头轮番疯狂轰炸扫射，地动山摇，石裂天惊。地面鬼子火力封锁着各大山口，机枪声如骤雨一般。马嘶人涌，万分紧张。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将军率少数警卫部队，以一当百，拼死抗击，逐山争夺，掩护彭德怀副总指挥、野战政治部罗瑞卿主任、后勤部杨立三部长和机关人员奋力突围。左权将军身先士卒，抵前指挥，25日黄昏不幸被敌炮弹击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
　　白日，日寇每到一地，立即派出多股队伍反复搜索，指挥官站在山头上拿望远镜观察指挥；夜间，小鬼子分头偷袭各村。小鬼子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见东西就抢，见牲口就牵。鬼子步步紧缩包围圈，抉剔清剿，分馆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他们被分围在几座山上，与敌面对面展开白刃战，伤亡惨重。
　　突围前，分馆已坚壁清野，掩埋隐藏了大型铅印机等物资，改用小型铅印机出报。面对鬼子越来越紧的合围，他们把小型铅印机也藏了起来，只随身携带蜡纸、刻板，出版油印小报。
　　为应对鬼子发疯似的围剿，分馆同志夜以继日辗转周旋，集合了被冲散，冲散了又集合，与警卫部队也失去了联系。
　　同志们连续几天没一会儿停歇，连日水米未进，人人口干唇裂，疲惫万分，虚弱无力，已不能再做强烈活动，大多数同志舌头粘在嘴里，连说话都很困难。
　　他们曾经历过无数次“扫荡”，从这几天日寇极端残暴血腥的情形上，已明显感到这回“扫荡”的不寻常。
　　的确，这次“扫荡”跟以往不同。为了摧毁八路军指挥中枢等重要机构，日寇早就派出“特别挺进杀人队”，伪装成民兵、八路军，自带干粮，昼伏夜行，绕过村庄，翻山越岭，潜入辽县刺探军情。
　　迫不得已，27日下午，何云召集大家商议决定：化整为零，分头突围。他带编辑、报务员等10人去寻找大部队坚持出报，副总编陈克寒带10名记者向南突围并随军采访，编委史纪言带60人就地打游击。
　　最终，陈克寒一路顺利突围出去，而何云这路却无数次突围均告失败。
　　27日，何云率队转移到辽县大羊角附近，当晚，他将重要文件销毁，不顾个人安危，仍坚持架起电台接收电讯，亲自撰写稿件，准备出版战讯。
　　28日五更，日寇又开始搜山了。何云和几位同志隐蔽在灌木丛中，不幸被鬼子发现。“不要把子弹打光，留下最后两颗，一颗打我，一颗打你自己，我们决不能活着当俘虏受辱！”面对鬼子的疯狂射击，他沉着地对警卫员王保林说。
　　突然间，一颗子弹射来，何云被击中，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中。鬼子退后，当医护人员前来抢救时，他已奄奄一息。但他睁开无力的眼睛，小声说：“我的伤不重，快去救治其他同志。”等医护人员返回来时，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永远与新婚不到半年的妻子吴青分离了。那年，他38岁。
　　何云是分馆管委会主任、总编辑，同时兼任着新华通讯社华北总分社社长、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北方办事处主任，还是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参议员。他原名朱士翘，1904年出生，浙江上虞县人，是文坛上声誉卓著的文艺作家。早年就读复旦大学，留学日本，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共同领导民族解放大同盟，全力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3年在上海被捕，被判无期徒刑，在狱4年，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派在南京编辑《金陵日报》，不久又调往武汉筹办《新华日报》。从此，他就一直战斗在党的新闻战线上。
　　何云牺牲后，129师刘伯承师长悲痛地说：“实在可惜呵！左权、何云两同志，一文一武，两员大将，为国捐躯了，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啊！”
　　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在《悼何云》一文中写道：“接着左权同志殉国哀讯传来的是何云同志在太行山上反‘扫荡’战争中牺牲的哀讯，一个人的生死固不足可惜，何况死在为祖国独立自由而战的疆场上，这是何等光荣啊。然而何云正在壮年，党所给予的任务尚待竭力完成，今竟不幸牺牲，这确是一个损失！”
　　《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无比悲痛和愤慨，写下了著名的《哭何云》挽诗，纪念疆场浴血的战友。
　　文章浩荡卫神州，血溅太行志亦酬。
　　党报事艰来日永，同侪心痛老成休！
　　云山遥祭挥无泪，笔阵横开雪大仇！
　　后死吾曹犹健在，不听胡语乱啾啾！
　　日寇的“扫荡”还在进行。
　　6月2日，是分馆管委会总会计兼经理部秘书主任黄君珏30岁的生日。
　　就在这天下午，日寇包围了辽县庄子岭进行搜索，不幸的是，黄君珏和女译电员王健、女军医韩岩藏身的石洞，被敌寇发现。她当即沉着应战，迫使敌难于接近。
　　双方对峙到黄昏时，狡猾的鬼子趁着天色朦胧摸索着逼近洞口。君珏发觉后突然跃出，拿手枪连续射击，3个鬼子应声倒地，其余四散奔跑。
　　鬼子恼羞成怒，从后山爬上山顶，用绳子将柴草吊下，焚烧洞口，浓烟烈火冲入洞里，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君珏抱定“宁死不当俘虏”的决心，勇敢地冲出洞外，打完枪里的子弹，纵身一跃，跳下万丈悬崖，与出生仅3个多月的儿子永别。年仅16岁女译电员王健、女军医韩岩，宁死不屈，最后被活活熏死在洞里。
　　黄君珏，原名黄维祐，1912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县一个旧官僚家庭，然而优越的家庭环境并没有影响她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她15岁参加革命，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2岁参加苏区红军情报部远东情报组织，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判7年徒刑。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保释出狱，在长沙开展抗日工作。27岁随爱人王默磬到了太行敌后抗日根据地，从事战地文化工作。
　　君珏的儿子出生以后，为了便于工作，她毅然将仅仅3天的孩子，寄养到老乡家，从此孩子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生身母亲。
　　日寇在庄子岭一带的山顶上“安营扎寨”十余天，严密包围、反复搜山，分馆的同志陷入难以生存的险境。
　　管委会秘书长杨叙九，编辑缪乙平、黄中坚，记者乔秋远、陈达、康吾，总务科长韩秩吾，管理股长孙克温，女会计郝青芳，印刷队长董自托，女报务员万兆莲等先后在辽县壮烈牺牲……
　　日本强盗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肆虐28天后，八路军主力部队转回内线，于6月19日将窜入根据地腹心地区的小鬼子全部击出了根据地。
　　战斗在太行山上的新闻战士，大都是二三十岁的热血青年。他们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向往着明天的新中国。但在这次“扫荡”与反“扫荡”中，46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中最小的是勤务员魏文天，才13岁；年龄最大的是炊事员牟忠衡，50岁。
　　另有11位同志失踪。
　　这一批鲜活的新闻战士倒下了，但是华北版这个浸染着烈士鲜血的、党的舆论宣传阵地并没有垮。正当日寇在北平、东京大吹“华北共产党最大的报纸被彻底粉碎”的时候，7月1日，铅印的华北版又复刊了，发表社论《坚持敌后抗战，反对悲观失望》，再次吹响了全民抗战的号角。敌后广大军民又看到了自己钟爱的报纸，又听到了党的亲切有力的号召，一些人一度产生的消极情绪很快消除，振奋起不畏困难、不知疲倦的革命精神，迎接黑暗之后的黎明！
　　太行新闻烈士们用热血和生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上最为悲壮惨烈的一页，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史册中，如同巍然耸立的太行山、滔滔不绝的清漳河，永垂不朽！　

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