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二姨的印象，首先是恨，后来是爱，然后是永远的怀念。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就像母亲一样。
　　我八岁那年的一个秋天，母亲因病去世。出殡那天，二姨也不知嫌父亲给母亲置办的衣服被褥不好，还是想让父亲再给棺木里添置点什么，在和父亲交涉许久后父亲依然不允，二姨便拦着不让起丧。舅父虽为“人主”的头儿，也做不了二姨的主。经多方协商，天黑之后才谈妥。邻居亲友们打着麻秸秆儿的火把，父亲抱着我走在棺木前头，将母亲安葬在村对面一个山凹之中。
　　村里人说我二姨真蛮，不讲道理，我也觉得二姨太狠心，让我爹受难，还让我娘出丧搭了大黑。
　　我稍微大点后，二姨向我解释说：娘家太穷，我母亲的父母早亡，三个妹妹跟着哥嫂过活。在深山里的一个小山村，有一处东房三间、南房三间的半个院子。东屋北山墙紧靠土崖，山墙上开了个小门，土崖中打了窑洞。舅父舅母住窑洞，姐妹三个睡东屋南头的通间大炕。而南房则是舅父的婶子一家居住。
　　一家五口，几亩不产粮的沙土地，加上舅父不是种庄稼的把式，还有点懒，地里时常缺粪土，每年粮食不够吃，野菜瓜果顶半年粮。小米稀饭中偶尔煮几粒黄豆，姐妹们都舍不得吃，吐在手里，再装在衣兜里，到野外拾柴或摘菜时再作为零食慢慢“品尝”。数九寒天，没有好鞋袜，姐妹们拾柴时脚冻得生疼，便干脆脱了破鞋破袜，互相把脚伸进对方的裤筒里取暖。
　　母亲叫银花，是三姐妹中的老大。为逃个活命，十二三岁便到本村张家当了童养媳。嫂子们都是明媒正娶，自然不把这个童养媳放在眼里，全把她当作“小受苦”，一大家子的饭让她做。母亲个子小，端锅还得踩上小板凳。她未来的男人，就是我的父亲，比他大8岁，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怎会待见这十二三岁的小丫头？自然也不会为她撑腰。
　　正式结婚后，母亲生了个儿子，夭折了。生下我后又生了个女儿，也夭折了。从此她就卧病在床。人们说，得了痨症的女人，生孩子一换性别，就会要命。真假不知道，反正母亲在34虚岁那年就病故了。
　　二姨和我说：“你娘一辈子没好活过。她走了，最后一次，我就是惹下你张家人、全村人，也要给你娘再争取些好穿戴，盖在身上也行。”说着，二姨已泣不成声。
　　我这才明白了二姨的良苦用心。
　　我三姨叫锁花。三姨找了两个婆家，均因年小不谙世事被撵出家门，后又嫁给邻村的李牛锁。恰逢抗日战争爆发，李牛锁当兵后，一去再无音信。三姨每日以泪洗面，加上一天三次烧火做饭，烟熏火燎，不久竟双目失明了，只好又回到大哥家。两年后病逝，年仅29岁。
　　就数我二姨命大，她叫桂花。二姨从小也是童养媳，她婆母特别厉害，常把她抱起来就扔到了院子里，不让吃饱饭，还不停地给派活，受尽了虐待。丈夫姓岳，也和她没有感情，参加革命工作后，随大部队离开家乡再没返乡。二姨生性泼辣，又赶上八路军当时主张自由婚姻，八路军和群众让虐待童养媳的老婆娘戴高帽游了街，还让我二姨自由选择，嫁给了一个老实厚道的退伍军人苏良贵。从此，二姨两口子互敬互重，一生贫穷却有了家庭的温暖，直到二姨85岁寿终正寝。
　　这都是后话。再说我丧母之后，二姨隔段日子就到我家，洗我和父亲的脏衣服，然后就是缝缝补补。活少，她当天就回了自己家；活多，她就住到我舅父家，第二天再接着做营生。
　　二姨每次给我缝衣服上的破洞，总是泪流满面。她看到我鞋后跟磨破的两个圆洞，圆洞上有我折叠多层的纸片垫子时，更是痛哭流涕。
　　我上高小，学校和二姨家隔河相望，仅一里多地。父亲便安排我在二姨家吃住，和二姨村里的小孩子一同上下学。
　　高小那两年，我就像又有了母亲。
　　上初中后，学校距离我家和二姨都是十华里，我便在学校吃住。有一年冬天，学校组织学生修滩造地，也是让学生“学农”。路过二姨村子时我进去看了看二姨。二姨叮嘱我，你返回来千万千万来二姨家，二姨给你带点好吃的。傍晚我如约去了二姨家，她马上给我煮饺子吃。我怕赶不上同学们，自然是狼吞虎咽，也没吃饱就要走。
　　谁知二姨早就煮了一锅饺子冻在那里，就给我装了满满两衣兜。我双手按住衣兜就去追赶同学。后来二姨说，兜里饺子太满，我又跑得那么急，肯定有饺子掉在路上了。第二天一大早她从大门口一直寻找到大街上，果然拾了五六个冻成铁蛋的饺子。
　　参加工作后，每逢节假日，我一定会买点礼品去看二姨，这是她最高兴的时候。她或炒一大碗鸡蛋，或炒一大碗肉片，拿出一瓶酒，两个小酒盅，我喝这一盅，她就倒上那一盅，看着我吃，看着我喝，直到喝得我面红耳赤……

张基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