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故乡是偏僻的小山村。三十几户人家悬挂在东山坡上，稠树碧影，鸟飞雀鸣。小路陡峭，崖壑纵横。从坡底踩着碎石嶙峋的小道一路向上，爬到坡腰往左一拐，便会看到石堰上有座小院，这就是我的家。
　　走进小院，五间土坯房坐北朝南，房门下有三层石条台阶。房屋分隔成一间厨房，一间存放粮食的仓房，中间三间是居住屋。食房里，依墙摆放着瓦罐、斗罐、牛腿瓮、四石（dan）瓮，齐排排有半圈。这些瓮罐，不是用铁丝箍着，就是用泥巴糊着,个个都有伤残。居住屋，一盘大炕占据了空间的三分之一，炕沿下是做饭的地煤火。地上，正面靠墙摆着一个竖柜，紧挨着竖柜是一张方桌。这两样物件不知传了几辈人，传到父母这里时，面凹了，缝宽了，腿细了，楔松了，摇摇晃晃不稳当了。方桌上方的墙壁上，贴着一张毛主席半身像。
　　有一年腊月二十四，父母亲打扫了房屋，交代给我两件事：一是擦拭毛主席像，二是把门上的旧春联刮干净。母亲挽着高高的袖管，揉着一盆刚刚用开水和起的莜面。父亲圪蹴着往地火里添柴，蒸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翻滚着。我把旧春联用湿布蒙上，然后站在方桌上，擦拭毛主席像，可怎么擦都不亮。还是父亲有办法，他站起身来，从面盆里揪了一块母亲揉好的莜面，递给我说，你用它擦擦看。我接过父亲手里的莜面，分成小块，在画像上轮番滚擦。很快，莜面变黑了，画像变亮了。嘿，真神！于是我仰起脸望着屋顶，心想，如果把这黑黢黢的房梁擦干净，该有多好啊！
　　“吱扭”一声，风门关上了，是父亲出去拿柴了。我问母亲，咱家的屋顶为啥是一抹黑，与别人家的不一样。一坨莜面在母亲手上团捏着，她仰起脸瞥了一眼，低下头时立刻变得一脸阴沉，继而是一股莫名其妙的愤怒，将手中的莜面扔在案板上，摔打得啪啪作响。我很诧异，刚才母亲还说笑着，莜面是撑煞盆，饿煞人。这突然的晴转阴，吓得我都不敢再打探和追问了。
　　过了一会儿，母亲告诉我，这房是在原来的地基上，重新盖起来的。以前那五间房，被日本人烧啦！当时他们逃在村外，劫后回到家里，看到房屋已变成一片废墟，母亲当下瘫软在地上号啕大哭。她双手拍打着地面，喊天叫地地哭喊着这可怎么活呀！父亲失神地愣着，半晌说不出一句来。回过神时，他们才把压在废墟下的木料，一根根拖拽出来。把掩埋的物件，一件件扒拉出来。母亲说，盆瓮坛缸有的砸碎了，有的残存下来。裂了缝的，用铁丝箍住。碰破边的，用泥巴糊住，凑合着一直使用到如今。那些铺的盖的，穿的戴的，米面粮食，烧得要甚没甚了。当下就连一个讨吃要饭的碗……泪水堵住了母亲的喉咙，她说不下去了。
　　母亲哽咽了一会儿，缓缓抬起头扫视着屋顶又对我说，重盖这五间房时，用的檩梁椽，都是烟熏火燎过的一堆残料。“你瞧这房梁，黑黢黢的且不说，还裂开一道缝。战乱年月，整天东藏西躲，没法做长久打算，只图当下有个安身之处。所以呀，一堆烧火的柴料，硬是扛起了一个家。哎！实在是难为它们了。”母亲无奈地叙述着。失去了家园，没有了生活的根基，那不堪回首的一幕，给父母的心灵蒙上了无法抹去的阴影，成为最惨痛的家庭记忆和时代记忆。

（二）

　　一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早晨起来，天地间白茫茫一片，我高兴地想，这下子麻雀可就找不到吃食了。于是起心动念，在院子里玩起了扣麻雀。我在雪地上打扫出一块地方，将一条绳拴在一节木棍上，支在箩筐下，筐下撒些小米，然后就坐在高高的门槛上，手里牵着绳子的另一端，只等麻雀自投箩筐。母亲看到后说：“啊呀呀！你看看！小脸儿冻得跟柿子一样，你坐在这里多冷呀！还会把麻雀吓跑了。赶紧回去脱了鞋上炕从窗户上看，等麻雀进了筐，你下地拉绳也不迟。”
　　木格窗下，镶着一小块玻璃，我哈着气，用肘袖蹭掉玻璃上的冰花，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窗外。等呀等呀，也不见麻雀前来啄食，便想到外面玩。我家院外的空地上有一个石碾。秋天，石碾忙的时候，两头毛驴戴着嘴套，捂着双眼，并排在碾道天天转圈。石碾闲的时候，这里就是我的小天地，石碾就成了我的大玩具。
　　我从炕上跳下来，来到屋外的石碾上，玩起了“榨油”。村里没有油坊，我也没见过榨油，但经常有人来换油。那个换油郎，肩挑两只油篓，一担香气，爬上村坡，喘着粗气，喊叫着：换油啦！换油啦！满坡上的人家都能听到。女人们拎着麻籽，抱着罐罐，屁股后面跟着穿开裆裤的小孩。那时候的油很金贵，换回来的油都放在小孩子够不着的地方，因此，油在我心里是个神秘的东西，我无数次想像着麻籽变成油被榨或被砸的过程。
　　石碾，披着厚厚的积雪，像一个雪碾。我将碾盘上的雪拢在一起，然后用石头拍砸。拍砸后的雪水，顺着石碾的石槽，滴进一只碗里。果真，榨出了我想像中的“麻油”。这碗是只破碗，有个豁口，是喂鸡用的。我擦抹了一下用它来装“麻油”。费了好半天劲，手也拍麻了，才发现碗里的麻油仅有一大口。
　　拍榨第二波的时候，石头换在了左手上。当左手上的石头高高举起，猛力拍下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石头没有拍在雪上，而是不偏不倚重重地拍在了正在拢雪还没来得及抽去的右手背上。一阵疼痛后，鲜红的血一下子涌了出来。从手背顺着指缝流在碾盘上。我懵了，愣愣地看了半天，然后“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听到哭喊声，父亲扔下斧头，离开柴垛，急慌慌地跑进屋里。神色惊慌的母亲，赶紧撕开被子一角，揪出一块棉絮，父亲擦了根火柴，点燃棉絮，趁着火势，迅速吹灭，快速捂在我的手背上，止住了血。
　　一星期后，伤口化脓了，并裂开了口子，疼得我哇哇直哭。父母亲着急了，四处打听妙药良方。这时有人给母亲支了个招说，让猫舔一舔伤口好得快。父亲赶忙去邻居家抱来一只大花猫，母亲拽住我的手，我使劲哭喊拼命挣扎着，使出浑身解数对付着恐惧。这时，母亲把脸一沉，指着那黑黢黢的房梁厉声道：“你看见房梁上的那一道裂缝没有？”我只管点头，母亲说，“那里面藏着日本鬼子。如果你不听话，小鬼子就会从那缝里跳下来，把你捆起来带走！”母亲一边说，一边比划着将双手背在身后，吓得我浑身发抖。母亲趁机将一只大手捂住了我的双眼，让花猫舔了伤口。
　　数日后的一天，父亲让母亲给我解开包扎，说看看我的伤长成甚样了。母亲揭开包布，立刻就皱起了眉头。父亲将我的小手放在他温暖的大手里，若有所思地瞧了好半天，对母亲说，赶紧包住吧，不要受了风。母亲找来一块旧花布，刺啦一声撕成两条。一边包扎，一边低声嘟哝着：“这土办法怎么不灵了。”
　　第二天一早，父亲二话没说，牵出驴，备上鞍，驮着母亲和我还有希望，去往县城了。
　　在县城我们住在姨妈家。每隔两天，母亲就抱着我去医院治疗。从姨妈家出来，穿过一道长巷，爬上城门坡，向右拐就是医院。路上，母亲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咱们上城街，去看耍把戏。”当她往医院方向时，我就使出吃奶的劲，朝反方向推她。可怜的母亲抱着我，被我推得一个踉跄，差点儿跌倒。面对擦肩而过的路人，母亲涨红了脸，给那些询问的人解释着……多少年过去了，那一幕，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尤其是看到女人抱着小孩去医院打针的时候。
　　从县城回来的那一天，走的是山路。比去时的平路近了五里地。这十五里路，除出城三里外，剩下就是七里上山五里下山的路。上山的路很窄，人与毛驴必须紧贴着路的一侧行走。另一侧就是悬崖万丈，看着让人胆战心惊！天气阴沉着，四下里被一片雾蒙蒙笼罩着。僻静的山路上，只听见“蹄踏蹄踏”毛驴丈量着回家里程的声音。
　　母亲搂着我骑在驴背上，与来时的心情大不一样。母亲万万没想到，这一趟进城误了13天，伤未好，钱已空。那时，母亲的心像装着一块冰。
　　回到家里，希望丢了，只剩下了无奈。父亲蹲在墙角抽着一袋闷烟，满脸愁云。母亲耷拉着腿坐在炕沿上，用那粗糙的手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后，困惑地陷入了沉思：常言道，小孩跌大，葫芦吊大。擦伤碰破本是家常便饭，然而让她不解的是，土办法用了，还惊天动地去了县医院，结果也白搭。这到底是怎么啦？是撞神了？还是惹仙了？她苦苦地寻思着。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生命中，处处充满了机缘与巧合。没想到这种机缘与巧合，竟然降临在我的头上。
　　几天后的一个早上，父亲在烧暖炕，突然腾地站起来，像是猛然想起了什么，疾步走到竖柜前，把柜门打开了，他把头埋进竖柜圪洞里，急切地翻找着什么。不一会，拿出一个扁扁的红布包。打开布包，露出一只开口的空药袋，是用牛皮纸缝的，有半个巴掌大。这只空药袋，是八路军遗留下的。八路军离开后，这只丢弃的药袋被父亲捡到，拿回家用红布包起来，当成一件宝物珍藏起来。此时捧在父亲手里，他盯着药袋上的几行字直摇头。父亲不识字，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但他知道这是一个药袋，是当年满脸是血的伤员躺在担架上被抬进村里救治时用过的药袋。
　　张开药袋，空空如也。放在耳边摇晃，有微弱的沙沙声。母亲拿来剪刀，把袋子其余三面剪开，在铺开的一张白纸上，又弹、又敲、又磕。果然，犹如小米粒似的黄色颗粒呈现在眼前，这些小颗粒夹藏在袋子的折缝里。母亲又惊又喜，一粒一粒，就像捏金粒似的，小心翼翼地捏在手里，敷在我的伤口上，包扎好后期待奇迹。
　　奇迹果真出现了：一周后伤口愈合了，一个月后，结痂掉了，留下一块大大的伤疤。母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长时间弄丢的笑容，又找回来了。母亲盘坐在炕头上，把我搂在怀里，前后晃悠着，嘴里念念有词：“也没招惹仙，也没得罪神。猫舔不中用，医院也无能。鱼水是缘分，来了八路军。一只小药袋，救了小孩童。好了伤疤疤，别忘八路恩。”母亲晃悠着我，不时地将散落在脸前的短发抿在耳后……

（三）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一直梳的是剪发头。可姐姐说，母亲原来是长辫子。自从当选了妇女代表，去县里开了三天“妇救会”就变成了剪发头。姐姐说，母亲从县里回来的那一天，她愣住了。反应过来时，哭闹起来。揪着母亲的衣角埋怨她剪了头发，不是原来的模样啦，不依不饶地非要让母亲把长辫子重新接上。
　　母亲的长辫子，我没有印象，但那枚“妇救会”的徽章，是长在我的记忆里了。那一枚徽章，红光闪闪，别在母亲的青布大襟袄上，耀眼夺目。我曾经纠缠着，想把徽章摘下来别在自己的胸前，可母亲说，小孩不能别。
　　母亲对那枚徽章十分珍惜。下地劳作，怕圪针勾挂了。下河洗衣裳，又怕掉到河里漂走了。后来干脆放在竖柜最高处，我就是踩上板凳也够不着了。母亲说，等开会的时候才戴呢！
　　时光飞逝，转眼间，母亲离我而去已三十年了。然而，手上的这块伤疤，却不离不弃，陪伴我走过了七十个春秋，至今仍留有痕迹。我曾经遗憾过、尴尬过。常常瞅着这丑陋的伤疤，数落自己：活该，谁让你玩得别出心裁。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成熟，我慢慢地接纳了这块伤疤。再后来，它就成了我怀旧的一个亮点。看着它，就想起了八路军，想起八路军留在故土上被老百姓传颂着的动人故事。看着它，就触摸到了我的童年。这一切，仿佛就是昨日之景，转眼已是沧海桑田。
　　老屋送走了父亲，又送走了母亲。这里曾经是父母亲一生最重要的地方，是养育我的摇篮。这里的每一块石头和土疙瘩，都是我成长的见证。那煤油灯、辘轳、碾盘，山坡上的野花，还有沟沟岔岔里的杏树，都记载着我童年的故事。无论空间距离多远，时间距离多久，它们就像老屋背后那片瓜豆的藤蔓，总在我的心里绵延萦绕……

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