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25日是左权将军牺牲纪念日。每年的这个日子 ，很多左权人会自发到将军牺牲的十字岭敬献花圈，表达对将军的敬仰和思念，左权县委县政府还会举行瞻仰烈士陵园、红色经典音乐史诗诵读会、追寻先烈足迹徒步行等一系列纪念活动。80多年过去了，左权县的老百姓世世代代铭记左权将军的英名，他爱民如手足的故事，也如十字岭脚下的清漳河水，绵延不绝流向远方……

　　左权将军是我党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将领。他1905年生于湖南醴陵县一个苦难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归国后成为工农红军杰出的高级指挥员，为我党的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左权被国民政府国防部授予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军衔，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辅佐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转战华北。在局势异常复杂、斗争极其残酷的战争中，党中央非常担心掌控着半个中国战场局势、承载着全民族抗战希望的八路军统率机关的安危，指令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简称总部）转移进稳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内，由八路军三大主力师之一的129师担负保卫之责。
　　1940年11月7日，总部辗转抵达敌后战场的战略基地——辽县（今左权县）。在辽县的大林口、武军寺、郭家峪、上南会、小南庄和上麻田6个山村，左权度过了他短暂一生中最后的564个日夜，直至1942年夏在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总部等机关突围的对日作战中壮烈殉国。
　　左权体恤民情疾苦，爱民如手足。在太行山革命老区左权县留下了他许多动人的爱民故事，至今仍广为传颂。

在武军寺村

　　左权平时不光自己注意军民关系，对部队的要求也很严格，经常教导指战员们要继续保持红军时期的光荣。
　　1940年11月8日，总部移驻到了武军寺村。这里是抗战前线的最前沿，离日本鬼子盘踞的辽县县城不足80里，可以说是到了小鬼子的眼皮底下。
　　入村后，左权听说村里只有四五十户人家，民房不宽裕，于是，他便决定把总部机关设在村后背依高山的寿圣寺里面，警备连分住到各农户。
　　左权把副总指挥彭德怀、北方局书记杨尚昆、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等同志安顿好后，立即出门找村政治主任了解民情。当时我党组织还没公开，村党支部书记公开身份为政治主任。天擦黑时，左权大步流星朝村公所走去，迎面一个小青年堵住了他，怒气冲冲地质问：“你们到底是八路军，还是遭殃军？难道你们就不吃水？再咋得也不能往这渠里边尿尿吧？”小青年指指青石水渠，又指指渠头的水井，火气更旺，嗓门更高了，“一下雨，尿不全都冲进井里面去啦？一村人可都吃这眼井的水哩！”
　　这完全是场误会。刚刚一名战士急得小便，连去了几个茅房都有人占着，实在憋不住了，便撒进了渠里，正好让这小青年给看见了。结果，小青年记错了人，挡住了路过的左权。
　　“老乡，你批评得很对，这确实是我们的错。我回去一定跟战士们好好讲一讲，以后就是再有多大的困难，也决不危害大众的利益！”左权没埋怨这青年对自己的误会，也没追究到底是哪位战士犯的错，而是心平气和地做着检讨，诚诚恳恳地赔礼道歉。
　　听到消息，村政治主任急忙赶了过来。他问明事情经过，对那青年说：“来成，咱村一下子添了几百号人，谁家挤得也是满腾腾的，每家只有一个茅房，上茅房的确成了头疼事。以后咱再想法子。”
　　村政治主任看着邢来成远去的背影，对左权说：“来成是个好后生，就是冒冒失失的。14号，你当紧别往心里记啊！”左权略带湘音温和地说：“同志，你多心喽，他批评得很对。”
　　14号？原来，在血与火的岁月里，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合流，经常不断潜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刺探军政情报，投毒暗杀造谣，大肆搞破坏。为此，总部成立情报处，野战政治部成立锄奸部，分工协作，与敌特展开没有硝烟的殊死搏杀。据《左权县公安志》记载：1941年，辽县破获敌特、汉奸案77起，镇压敌特、汉奸4个；1943年，辽县破获特务案59起，揪出特务嫌疑分子5800个，其中被处极刑343个，基本上肃清了暗藏在根据地内的敌特分子。
　　为了安全起见，我党政军各级机关与指挥员们都启用了相应的保密办法。各机关使用的不是保密代号，就是起的假名字。如：北方局代号“巴黎”、总部对外假称“干部团”；各级指挥员都有保密代号，如：彭总为“12号”、左权“14号”、罗瑞卿“15号”、杨立三“18号”。
　　总部到了辽县是高度机密的事，当时老乡们根本不知道。人们只见村里住有八路军，具体是甚队伍、军官们叫甚名、来这里做啥，谁也不打问。新中国成立后，文物普查时，人们这时候才明白当年住在村里的原来是八路军的总指挥部。
　　小青年邢来成的批评，对左权触动很大。当天夜里，他召集总部机关各科长、警备连连排长、村里秘密共产党员和村治安小组、自卫队、青抗先、农救会、妇救会的负责人，在寺院的戏台上开会，动员大家新建茅房，改变陋习，讲究卫生。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左权带着人就行动起来了。彭总、杨尚昆、罗瑞卿、杨立三等同志和总部机关人员、警备战士以及村里男女老少，一齐出动，挖茅坑、凿石头、挑石灰、抬石块、垒茅墙……在欢声笑语的十来天里，全村新打了50来个茅坑，且改造成男女分用，还清除了各户房前屋后多年来遗留下来的垃圾，村里村外干净整洁换新颜。
　　太行山区十年九旱，武军寺村也不例外。1941年春季，眼看着就要快过下种的时限了，天还没落过一滴雨。在人们的企盼中，一天夜里，一场小雨终于姗姗而来。人们打算抢墒下种，但村里的男人们和牲口都支前去了，一村只剩下些妇女、老人和小孩们。春雨贵如油呐！妇女、老人们急得团团转！左权出早操听说后，立马给驻在下南会村的辎重营营长打电话：“把你营的骡马全部调来武军寺，帮助老乡下种，一刻也不得耽误！”紧接着，他又集合警备连亲自挑选会播种的战士，分成助播小组。他还派战士挨门挨户通知老乡们准备好种子和播种所用的农具。
　　早饭后，等辎重营的人马一到村口，指战员们在老乡们的领引下上了地。左权和警卫员郭树保扛着耧，拉着砘，牵着他的大黑骡也加入到播种的队伍。军民们起早贪黑，到第三天太阳落山时，145亩大秋作物全部下种。

在山野间

　　左权性格深沉文静，不爱多说话，为人真诚恳挚，待人和蔼可亲。他重视军民关系，爱兵如兄弟，对于损害民众利益的人，从不姑息迁就，谁也无法逃避他的干涉和批评。指战员们永远忘不了，在饥饿难以忍受的战斗中，他严厉地教导说：“不允许任何人从老乡的树下捡一个柿子、一颗核桃。”在寒风刺骨的战斗里，他同样向手耳冻得通红的指战员下命令：“不准烧老乡一把草、一根柴。”
　　在“百团大战”第3阶段反击日寇报复性“扫荡”中，神勇的129师缴获了小鬼子3门山炮。总部炮兵团喜出望外，连忙派人前往接收。
　　返回驻地时，炮兵们兴高采烈地赶着骡马，拖拉着山炮，艰难地行进在崎岖的羊肠山道上。
　　左权指挥完战斗，顺道就和炮兵们相跟上了。一道上，他弓着身子，满头大汗，推着山炮走在队伍中间。
　　山炮笨重，每门炮上套着4匹骡马，前头一人牵着骡马，后面两三个人推扶着山炮，走得相当吃力。队伍好不容易爬上一块稍微平整些的地方，大家又热又累，又渴又饿，便坐下来歇息，有的在喝水，有的在吃糠炒面。
　　左权坐在道旁的石头上，卷了一根旱烟，边抽边和同志们讲起了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关心支持总部炮兵团的事儿：总部刚刚成立炮团时，全部装备只有几门破旧的山炮。恩来同志得知炮团的困难后，说：“没有运载工具，可以买些骡马，没有技术可以学，暂时没有器材，先用土法代替。困难，逐渐可以解决，还可以从敌人手中缴获嘛！”不久，他就派来了懂大炮技术的人，带来了一些关于炮兵射击、炮兵战术方面的书籍，还把他亲自买的一架新炮队镜和一具新测距机也带来了。
　　大家听得正入神时，忽然，前面传来一阵“沙沙沙”响声。左权转头一看，一头骡子正伸着脖子在吃地里豆秸秆上的豆荚。左权眉头一皱，噌地一下站起身，快步走了过去，拽开骡子，然后轻声唤醒那位在山炮旁边打盹的战士，温和地说：“小同志，老乡好不容易才能养种成熟一棵豆子，你怎能不注意呢？以后把牲口嚼口勒紧点，再不能让牲口糟蹋老乡的庄稼了。”
　　小战士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根，惭愧地低下了头。左权拍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纪律必须自觉遵守，爱护老乡的一草一木，行军作战应处处注意到嘛！”小战士抬头挺胸响亮地保证道：“请14号放心，我以后一定注意！”
　　1940年秋，日寇再次派重兵侵入太行山，疯狂发动“秋季大扫荡”。左权指挥警备连避敌锋芒，大打麻雀战，巧妙周旋于密林里、高山上、深谷中、绿水旁……到处都是他们英勇杀敌的战场。
　　在国破山河碎的年代，日本鬼子年年一到秋天，总要侵入抗日根据地祸害一番。为了避免受害，一进秋季，老乡们早早就收打完粮食作物，晾晒好，藏起来。
　　这一年，小鬼子出动得早，人们还没把坡岭地里的小杂粮收割完，鬼子们就“扫荡”开了。老乡们扶老携幼躲进了大山深谷。山区秋天冷得早，人们早早就得穿上厚衣裳御寒。这天后半晌，身着夏天单衣薄裤的警备连指战员，摆脱狡猾奸诈敌人的纠缠，顶着寒风，气喘吁吁地翻上了一架山梁。
　　一位战士见小道旁的地头堆着几捆荞麦，便进去抱起一捆向他的战马走去。
　　“你是土匪？”左权看见后，急忙跑到这位战士跟前，严厉地问道。
　　这位战士回头一看，不好意思地放下荞麦，红着脸呢喃：“14号，这马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
　　“没吃草料，就吃老乡的荞麦？”左权指指队伍，严肃地说，“同志们也是一天多没吃饭了！不是照样还在行军打仗？同志，我们吃苦打仗，不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我们八路军为了让老百姓翻身，可以把自己的性命都交出去，但是坚决不能随意拿老乡的一丁点东西，这就是革命的纪律！马就是饿死了，也绝不能偷吃老乡的庄稼，你这是在破坏八路军的纪律嘛！”
　　左权语重情深一席话，深深地触动了这位战士，他认识到了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用力点了点头，当即表示：坚决改正，绝不再犯！
　　1942年春，太行山区久旱无雨。大秋作物生长周期长，如果不及时下种，到秋天庄稼成熟不了，就会颗粒无收成为荒年。
　　为了不错过播种时节，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们顶着烈日，不停息地从清漳河人挑牲口驮运水点种。
　　山区的地块很小，零碎，不集中，分散于坡岭上。
　　运水点种是极费劲的事。一木筲水只能浇几个穴，往往一小块地，就得用好几十筲水。
　　在这异常紧张忙碌的日子里，一天，有位小战士沿着弯曲奔腾的清漳河，在乱石滚滚的河滩上，艰难地行走着，他要从辽县桐峪村驻地去百十里地外的河南省涉县赤岸村（现属河北）129师师部送文件。到赤岸村一趟，道上来来回回要蹚十来回河，河水深，水流急，大小不一的河卵石遍布河滩，一不小心就会摔倒。这位小战士走得汗流浃背，脚板发热，身子疲乏，于是，他就进小树沟村公所动员了一头毛驴，骑上接着赶路。一位老农紧跟在毛驴的后面。没想到，还没走出几里地，偏巧碰上了下部队归来的左权。左权的脸上出现了非常少见的严肃，小战士红着脸，赶忙从毛驴身上滑了下来，立正行礼：“14号，我错了……”
　　“你这样做是浪费人力畜力，妨碍运水抢种。春兑一天，秋兑十日。在这节骨眼上，你拉走一人一驴，损失该多大呀！”左权边严厉地说着，边把小战士的帽子正了正，“小鬼呀，你能发现自己的错误，这很好！你记住，八路军是老百姓的子弟兵，我们要时刻保持红军时期的那种爱民作风，时刻想着减轻老乡的劳务负担。爱护老百姓，不只是喊在口上，而是要自觉落到实际行动中，还要养成习惯！”
　　接着，他和蔼地说：“走山路、过河是有窍门的，要趿拉着脚走，尽量不要高抬腿。这样，走得稳当，还不觉累。过河时，选河面宽的地方，水浅，水流也平缓……”
　　小战士听后，深受教育，激动地说：“14号，你的话，我记住了！”他向左权行礼，随后转身继续朝南走去。

在上麻田村

　　左权是八路军里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身体并不算好。他左半个身子有轻度的麻痹症，一遇到阴雨天或受了凉，病情就会加重。医生劝他注意休息，抓紧治疗，他总是微微一笑，照常没日没夜忙个不停。他说：“跑一跑，动一动，出身汗就好了。我这病好对付。”
　　1941年7月1日，总部从已住了236天的武军寺村，移驻到了上麻田村。（总部从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成立到在上麻田村被撤销，曾驻过82个村，最短只住了1天，最长为上麻田村，住了1457天。）群山掩映着上麻田村，距辽县县城45公里，是晋豫冀三省的联结地带。多达150余个党政军首脑机关和社会团体分驻在附近的各山村，上麻田村成为共产党和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称誉“第二延安”。
　　上麻田村有五六十户人家。总部和彭总住村南士绅刘三柱大院，北方局住东街阎小六家大院，八路军神经中枢作战科住村南的天主教堂，左权住教堂院简陋低矮的小土房。
　　村前的清漳河纵贯北南，千百年来，奔腾不息，滋养着两岸民众。河宽十数丈，水深至腰部，汹涌湍急，硬硬隔断了东西。为了渡河，到对岸种地，男人们只能光着身子泅水；为了渡河，老人、妇女和小孩们外出，只有走十几里地到下游花钱坐小木船，绕远不说，还很费时费力。一到汛期河水暴涨，即使是水性好的人也轻易不敢过河；为了渡河，年年总要有多人不慎溺水身亡。
　　左权入户走访中，听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渡河难”。这也是河两岸民众急迫需要解决的事。于是，他便同彭总商量，为民众们修一座桥。
　　经过全面摸底之后，他思量再三，决意立足现有条件，学造少数民族最为常见的铁索桥，即便山洪暴发，也不用怕冲毁桥墩，还能确保河水顺畅而过。
　　左权从总部特务团和警备连挑选懂得造桥技术的滇川藏籍战士，选择两岸坚硬的河槽做桥址。听说八路军要修桥，老乡们都高兴得不得了，也主动要求一起来修。
　　这时，左权就召集军民们，依据各自所报的擅长技艺，分设为开挖桥台和引桥根基的土工组；到山上起石头、凿大条石的石料组；上山砍树木、锯板材、熏木板的木材组；搜集废铁和炮弹皮，锻打铁链的铁工组；运送石头、砂子和石灰等材料的搬运组；砌垒桥台和引桥的石工组。
　　为了赶进度，他们每日清晨天刚泛白，就起来干活，一直干到一片漆黑时才收工；为了赶进度，他们自带玉茭谷糠炒面，一日三顿吃在场地；为了赶进度，他们一趟一趟地肩扛人背备料……
　　左权几乎天天都要去修桥场地，一去他就扒掉外衣，高高挽起裤腿，骑着大黑骡跃入激流中，一会儿在河这边，一会儿到河那面，两腿浸在水里，来回指挥着、检查着，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不到两个月，当时辽县境内横跨清漳河的第一座跨河桥修成了。这座桥很独特，全长15丈、宽2.8尺，用五根手腕粗的铁链悬空而架，没有一个桥墩，由桥身、桥台和引桥组成。桥身两旁桥栏各由一根铁链架设，底下三根平行铁链上铺着木板形成桥面，木板间隔两指宽缝隙铺设着，既能减少风的阻力，又能减轻桥重，另外桥栏与底链之间用小铁链相连，各铁链间环环相扣，安全性非常高。桥两端各有一座用大条石砌垒的高桥台，五根铁链铆在台内横向的铁桩上面。为便于人畜行走，桥台两头还修了斜坡似的引桥。
　　一桥架两岸，天堑变通途。这铁索桥紧系军民情，解决了当地人出行困难，并在晋豫冀之间往来中发挥着无可取代的作用。
　　1941年盛夏的一天深夜，左权刚刚躺下，突然雷声大作，紧接着，暴雨“哗哗哗”地下了起来，他急忙穿衣下地，打开屋门，借着闪电的光亮一看，雨水如注，院子里白茫茫一片，积水足有尺把深。他连裤腿也顾不上挽就往外走。警卫员郭树保听到动静，赶忙跑过来阻拦：“14号，雨下得这么大，可不能出去！”
　　“不行，老乡家会有危险的！”左权说着就跨出了大门，直奔村西低洼处的老乡家。每到一户，他都要进去仔细检查一遍。看见有危险的，他就动员老乡马上搬出去，到别的老乡家挤一挤，还亲自帮着往出搬东西，抱小孩……他蹚着齐膝的洪水向村妇救会秘书邢小白家走去。小白的男人到涉县给129师送苇席去了，家里就她带着个刚满两岁的男孩。她家的房子又破又旧，能扛住这么大的暴雨吗？
　　左权还没进院，就听见疾风骤雨中大人喊小孩哭。他急忙进屋一看，屋里下的和外面一样大，洪水已漫上了土炕，枕头、铺盖全都浸在水里。昏暗的油灯下，小白惊恐失色躲在炕角，大喊“救人呐，救人……”孩子搂着她的脖子正起劲大哭。左权大步上前，抱起孩子，拉着小白连忙蹚水往外走。他们刚走到院子，小草屋一垛墙就塌了。这时，警卫员郭树保也赶了过来。左权把孩子往郭树保手里一塞，扭身又冲进屋里，拎出了一袋粮食。
　　左权把小白娘俩安顿到一个老乡家里后，又带着郭树保蹚着洪水冲进狂风暴雨之中。这一夜，左权转遍了低洼处十来户老乡家，浑身透湿，衣裤也钩挂了几个窟窿，直到天放亮才回到自己的住处。
　　1941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危险的年份。
　　这一年，为了迅速“征服中国”，搜刮中国的人力、物力支持“大东亚圣战”，人性泯灭的日本强盗纠集在华的一大半军事力量，对华北敌后战场，接连施行“治安肃正”“囚笼战术”“治安强化运动”，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做法一次比一次野蛮，手段一次比一次毒辣，明目张胆地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制造无人区，企图摧毁敌后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
　　这一年，国民党顽固派在小日本诱降下，公然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公开喊出“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派军队加紧实施更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对华北敌后战场痛下毒手。
　　豺和狼的凶恶夹击，致使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1/ 6、人口锐减1/3，陷入民穷财尽的窘境。
　　这一年，抗日军民的日子可真够苦的，已到了没衣穿、没粮吃的地步。随便到太行山区任何一户揭开锅看看，很难见到米星星，全是树叶野菜。民众生活是这样，八路军的生活也是这样，指战员们常常每天只喝一两顿野菜糊糊，连盐都吃不上，偶尔才能吃顿高粱黑豆，由于营养不良，体质下降，夜盲症突增，以致部队早操都坚持不了。
　　面对基本生活上的巨大困难，是饿死？是解散？还是坚持抗战？
　　北方局、总部的选择是厉行节约，发展生产，号召抗日军民开展以自给为目标的生产自救，咬紧牙关，渡过难关。
　　这年秋末，总部决定军民一起把清漳河畔宽阔的乱石滩造成粮田。
　　左权和彭总亲自带领警卫总部的部队到了清漳河畔，在乱石滚滚、杂草丛生的河滩，安营扎寨，平滩造地。他们在岸边很快搭起一个个草棚，荒凉的河滩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最初，军民吃饭是最大的问题。左权请来几位老农，亲自领炊事员和医务人员上山，去鉴别那些无毒的树叶、野果和野菜，拿回样品来教大家识别，让大家认识、采挖、学吃树叶和野果野菜，补救粮食短缺困难。开饭时，炊事员担来了野菜汤，还有柿子和谷糠混做的炒面。左权从腰带上解下小布袋，掏出洋瓷小碗，递给炊事员：“喏，给我也来一碗菜汤拌炒面！”
　　火红的太阳当空照，左权和军民们流着汗，在河滩上来回奔走，一筐筐把砂石搬走，再从山上一筐筐把土运回。清漳河两岸欢声笑语不断，新垫的土地在一天天地增加……
　　白天顶着阳婆，夜晚披星戴月，军民们吃在河滩，睡在河滩。左权除有重要公务外，几乎每天都和军民们一块劳动。他和参加劳动的野战政治部罗瑞卿主任伙抬着一个大筐，边走边说笑，还不断喊口号鼓动大伙。歇息时，他同大伙坐在一块聊天。
　　一次，左权看到大家凝望着自己，他索性就站起来讲开了：“今年，小鬼子不断疯狂‘扫荡’我们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包围封锁我们根据地，看来，我们的物资供应还会更困难，以后一两年内，可能不会有很大的好转。抗战是长期的，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吃饭嘛，我们可以上山开荒地，种玉米、种高粱、种山药蛋，养些猪、喂些鸡，这样就可以改善生活。穿的呢，可以种些棉花，学着纺纱织布。事在人为嘛！只要大家有克服困难的决心，我们就一定能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
　　“像我们现在得修滩造地，就是自己动手解决军民吃饭问题的。生产自救好啊！既能解决军民的生活困难，又能减轻民众的负担。所以，我们一定要咬紧牙关，平好滩、造好地，种好庄稼，渡过难关！等战胜军需民用困难后，我们就迎来了抗战的伟大胜利！”
　　听了他的话，大伙觉得很在理，就干得更起劲了。
　　经过一冬一春的苦干，军民们在清漳河畔，搬走乱石，改河垒堰，运来新土，淤滩漫地，新造出了400多亩平展展的好土地，种上了各种大秋作物。
　　紧接着，左权又和彭总组织军民们在清漳河边用大石头筑起了拦洪坝，开挖了几条水渠，安装上木轮水车，把滚滚清漳河水提引上岸，旱地变成了水浇地。
　　当绿油油的庄稼长出来的时候，总部在清漳河畔召开庆祝修滩造地胜利的联欢晚会。会上，左权兴致勃勃地从人群中站了起来，走上了台。他洪亮地讲道：“敌人想把我们抗日军民困死在太行山上，可是我们军民团结一心，大搞生产自救，把荒滩荒山荒洼洼，都变成了宝地。我们一定要抗战到底，把小日本赶出中国。”
　　这一桩桩一件件普通而又动人的事儿，见证了一段红色历史，见证了赤子左权的爱民情怀。
　　左权爱护老百姓，老百姓拥护八路军，这种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军民关系，成为一种不可征服的强大力量，使八路军壮大为一支冻不坏、饿不死、打不垮，为大众改天换地而浴血奋战的英雄军队。
　　1942年夏，日寇纠集3万多精锐部队突袭敌后战场的战略总后方和指挥中枢。5月25日，左权指挥警卫部队掩护北方局、总部等机关突围时，在上麻田村附近的十字岭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7岁。
　　太行山垂首，清漳河呜咽。武军寺、上麻田、上南会以及邻近村的老乡们，自发前去参加地下党组织、抗日民主政府召开的追悼左权将军的大会。当他们进入会场，看见左权将军的画像，不由得大吃一惊，失声痛哭。原来平易近人的14号，竟然是左权将军！
　　将军殉国的噩耗传开后，辽县民众无不悲愤填膺，上万民众签名，要求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把县名“辽县”易为“左权县”，传唱出了发自内心深处赞颂和思念的民间小调《左权将军》：
　　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参加中国革命整整十七年，他为国家他为民族费尽了心血。
　　狼吃日本五月扫荡咱太行，左权将军麻田附近光荣牺牲。
　　左权将军牺牲为的是老百姓，咱们辽县老百姓为他报仇恨!
　　这支雄浑悲壮感人的《左权将军》，鼓舞着左权人的前辈和后代，沟通了过去和现在，成了左权县的“县歌”。80多年来，每逢县里有重大节庆活动，总会出现众人齐唱《左权将军》的动人情景。
　　英雄不死，只是远征。左权将军虽已牺牲81年，但他却依然活在左权人的歌声里，活在每一个左权人的心里！

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