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风不动无风动，不动无风动有风，三冬常在家中坐，三伏之日显威风。”这首《扇谜》，生动形象地刻画了扇子的功能。可是在我的家乡左权县却有另一种说法，“辽县一大怪，数九天抢着扇子买。”正月十五闹红火，村村有小花戏，扇子舞成了山区一道亮丽的风景。
　　过年比不上过十五热闹。大年日，天不亮就被父亲叫起去给奶奶磕头，后来不兴这了。我最喜欢点小火，放鞭炮，吃头脑（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一种面食）。没钱买炮，就用子弹壳装火药，响声大，过瘾。
　　头脑是莜面条、豆腐切成小碎块炒成，盛在小碗里一口一口品尝，常常是舍不得吃，但不一会儿就吃完了。过年我还有两愁，一是穿新衣裳，二是走亲戚。穿新衣不习惯，走亲戚不好意思。盼到过十五，高兴得又蹦又跳，街上用柏树枝搭牌坊，挂彩色纸吊，家家门前盘小火，糊纸灯。场地上架起高高的秋千，儿童争抢着玩，经常忘记回家吃饭。
　　过十五最热闹的要数夜里社火游街。鸣锣开道，打着一个个灯牌，小花戏、丑社火沿门串庄，先从最北面开始，下街游到上街，再游到窑上，然后过疆沟，游到小北头，最后游到大南头，整个村子转完已是午夜时分。每到一家门前，点小火，摆纸灯，在高低不平的石头道上扭呀跳呀唱呀，演出后户主送香烟、核桃、柿饼。小北头老四喜门前挂的跑马灯，最惹人喜欢。孩子们伸手从牌坊上揪了柏树枝投到小火上，“噼噼啪啪”一阵响，一股清香扑鼻！
　　抗日战争期间，柏峪村剧团出名，出村出乡出县演出，获过嘉奖。新中国成立那年正月十八，柏峪小花戏进城参加演出比赛，深山出俊女，好闺女李迎梅跳花戏夺了第一名。在村上游街，娃娃们跟着丑社火，你踩掉我的鞋，我顶了你的帽，吵闹声夹着欢笑声。苗雨润，小名板三，个头矮，装扮老太婆，手里摇着笤帚疙瘩，用绳拉着一个破洋油筒满街跑，逗人笑得前仰后合。郭小五说话结巴，小花戏游街总是他背鼓。他爹郭银堂有五个儿子，老大、老二、老三参军上前线，老四当民兵干部，村人说，“傻五背鼓”，其实也是一个无名英雄。
　　十几岁的男女小孩扮花戏有灵性。有年腊月，村上推选我去学跳花戏。先学耍扇，手腕动作要灵活。再学舞步，踩准锣鼓点。手摇扇与舞步要配合好，我的手脚动作慢，顾了摇扇，顾不了跳舞。老师手把手比画着教我，我却进步不快。每天晚饭后，父亲把我从南头送到北头戏场，待深夜学习结束又把我接回来。
　　过罢大年，学花戏更紧了，我干脆带着铺盖住到北头光棍汉朱成家，白天黑夜连着学，就这样勉勉强强出台了。记得头一次上街沿门扮花戏，走到我家门前的火盘上，奶奶拄着拐棍出来看了，父亲也来看了，邻居们挤着来看了，我羞得头不敢抬，唱不敢唱，跳也不自然，身上出了冷汗。第二天继续演花戏，可能是因为我扮花戏不到位，剧团负责人再没用我上场了。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半截子”花戏。
　　还有比学扮花戏更笨的是学演戏。在那年学扮花戏的同时，剧团还让我扮演一个小演员。剧情的大意是：土地改革后，贫下中农分了地主富农的好房子，地富分子不满，指使他的孙子偷偷用石头往贫农住的房子上扔，搞破坏。我扮演的就是这个地主家孙子。剧幕未拉开，我先出场，弯着腰，一边走，一边捡石头，前看看，后照照，挺慌张，又害怕，抓起石头使劲往房上扔，接着就匆匆逃下场。
　　就这么简单的动作，我一腊月里不知练过多少回，可到预演那天晚上，却砸了锅，走上台动作呆呆的，很不像个干坏事的“地主羔子”。剧团领导看我没希望了，临场换上了与我同岁的李云庆，他三下两下学会就能登台表演了。我弄不明白的是，不是自己有多高的阶级觉悟，不愿扮演干坏事的孩子，也不是记忆力太差，记不住台词（连一句台词也没有），更不是怕见观众，那当小演员为何失败了呢？可能还是自己在这方面比较笨吧。
　　笨人并不甘心自己笨。我18岁上当农民时，冬天村上剧团排演节目，我还自告奋勇扮演过老头。这个剧目叫什么名字，老头的唱词是什么，现在都一概记不得了，只记得是学唱武乡秧歌。整个冬天，天天晚上到民校练嗓子，背台词。正月十六演出，小北头搭起戏台，我化了妆，戴一顶旧式毡帽，粘上山羊胡子，穿起黑色棉袍，站在穿衣镜前观看，活像一个60来岁的庄稼人。演出开始，我大胆走上台，学着老头的走势，瞅瞅台下熟悉的面孔，赶紧稳稳坐在椅子上先说了一句台词，接着唱出一句，还是唱出半句，或者是半句也没唱出，就开始跑调了，不入弦，锣鼓对不上，我心忐忑起来。正在手忙脚乱之时，戏台西北角刮来一阵狂风，把幕布卷翻了，把台前吊着的两盏汽灯刮得忽闪忽闪快灭了。台下的村民受不了突然的寒冷，纷纷离开了，我们的节目也只好停演……
　　农家闹红火，乐在参与中。虽然扮花戏、当小演员、学武乡秧歌，一次又一次“失败”了，但在怪自己“笨”的同时，也更感受到了参加文艺活动的乐趣，那一个个发生在当年的糗事、乐事、趣事，至今记忆犹新。

段存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