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圣故里访先贤

　　春末夏初，运城、河津百余名专家学者以及司马迁的崇拜者，集聚史圣故里辛封村。
　　河津，山河壮丽，历史悠长。外览山水之秀，内得人文之胜。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联赞曰:“莫谓人弗杰，周卜子、汉马迁、隋传仲淹、明表敬轩，那几家硕士高贤，洵足接千秋道统；漫言地不灵，东虎冈、西龙门、南来飞凤、北迎卧麟，这一带山清水秀，亦堪壮三晋观瞻。”
　　司马迁是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可以说尽人皆知。《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通史，开了中国纪传体史书的先河，被后世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同时，司马迁也被国人誉为“中国历史之父”，被联合国授予“世界历史之父”!
　　司马迁经过十四年奋斗，完成的中国最伟大的史书《史记》(原称《太史公记》)。全书130篇526500余字，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后来的二十三史也都遵循它的分类和格式。北宋年间，司马光召集百名学者，编纂300多万字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与《史记》并称为“史学双璧”。司马迁与司马光也被誉为“华夏两司马”。柳宗元称赞《史记》：“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居于太和坊”，就是今天我们所在的河津市辛封村。
　　历史是对人类生产生活等活动的真实记录。史学将人类活动的各种事实加以整理，厘清被掩饰、被曲解的历史事实，恢复历史原貌，总结出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形成规律性认识，以指导后人的实践活动。所以，史学一直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史学研究者牢记历史责任，正确解释历史现象，客观全面准确评价历史人物，揭示历史本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但由于立场不同、评价尺度不同，人们对于同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常常会作出不太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或结论。
　　访谈中诸位专家、学者、司马迁后裔所作的“成果介绍”、论述、观点我很欣赏。特别佩服河津的众多有识之士，也可以说是河津的乡贤，积极参与“史记”和司马迁的研究，特别是在司马迁是河津人这一问题上“查之史籍、证之自序、据之实址、依之史志、佐之诗联、稽之论述、辨之事理”，下足了功夫。我也稽考过有关史料：汉朝官员的籍贯通常遵循所在郡、县为准，韩城从来没有被官方命名过龙门县，河津是名副其实的龙门县、龙门郡。所以，我认为：司马迁不能迁!
　　传统意义上乡贤是某一地域才德突出的人，乡贤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宝贵的力量，撰修县志、村志等地方志书，考察文物，记录民俗，歌颂家乡，乡贤可以说一向是一个地方最忠实的文化守护者。所以，但凡自己家乡的文化被漠视、被曲解的时候，他们都会第一时间站出来高声呐喊，极力辩驳。有人说这是“固执”，是“胶柱鼓瑟”，其实这种固执却是中华文化中非常了不起的精神传承。正是这种“固执”，为澄清司马迁的真实籍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运城南风广场的“河东名人雕塑群”有了司马迁的一席之地；由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主编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一书，认可了司马迁是河津人一说。
　　当然，今天我们访谈讨论的目的，并不是要辩论司马迁的籍贯，而是要深入研究探讨司马迁二十年壮游的经历及其巨大收获；研究司马迁遭祸受刑后满腔孤愤，大义凛然地喊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仍然坚持著史的大无畏精神，进而更好地弘扬司马迁精神，赓续历史文脉，让《史记》发挥“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教化作用；研究《史记》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以及为区域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服务和支持。
　　这方面诸多前贤已做了有益的尝试。时下，我们更应遵照“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不负重托，砥砺前行。梳理、探讨《史记》的文化功能，巩固国人的历史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为奠定历史上绵延不断、源远流长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重要历史依据和经验智慧；研究《史记》何以“跨界”文学、成为咏史创作取材的渊薮。有关《史记》价值的著述汗牛充栋，现今使用的大量成语其实也是《史记》中创造。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天下第一、身先士卒、决胜千里、千门万户、为民请命、卧薪尝胆、完璧归赵、奇货可居、秋毫无犯、无可奈何、毛遂自荐、漏网之鱼、夜郎自大、决一雌雄、康庄大道、不足为谋、破釜沉舟、脱颖而出等等不胜枚举！
　　还获知一条信息:司马迁与中国人日用而不觉的“日历”“二十四节气”息息相关，这就是：敬授民时。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接替已故父亲司马谈的职位，正式成为西汉王朝的太史令。事实上，西汉的太史令是天文官，相当于汉王朝的皇家天文台台长。不论天文、历法，还是占星、候气(预测天气变化)，都归太史令管。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写作《史记》可以说是司马迁的余事或“副业”，规划管理汉王朝的历法，才是司马迁的首要任务。因此，司马迁上任伊始，就针对汉王朝当时的历法状况(汉朝初建，临时沿用秦朝的《颛顼历》)，提出了修改历法的建议，得到汉武帝的支持，并由司马迁主持组织成功实施了“太初改历”，于公元104年由汉武帝下令开始颁行“太初历”。“太初历”实行之后，以“雨水”所在的月份为正月首，就成为中国传统历法的一项基本标准，被代代传承。正好实现了孔子理想的“行夏之时”，这样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就不容易延误农事。“太初历”在文化上的影响更为深远，毫不夸张地说，它的影响到今天还在持续。历法就是一个国家的作息时间表。没有历法国人就不知今夕是何年？这次“改历”有着科学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必要性。科学上，它修正了旧历法在长期沿用中积累的误差；在政治上，统一王朝的建立，不仅意味着地理空间的统一，还意味着时间的统一，如同秦始皇实施“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就是要“奉正朔”，也就是奉行中央相同的历法。
　　实践证明司马迁不仅以“著史”成名，还是一位称职的学术组织者。参加访谈的百余人，大都是司马迁的崇敬者和研究者，每个人都当对司马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李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