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邓文宽，字秋实，山西稷山县人，1949年3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82年—2009年供职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退休后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邓文宽在研究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主攻天文历法。已出版书籍有《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考索》《大梵寺佛音——敦煌莫高窟〈坛经〉读本》《敦煌〈坛经〉读本》《敦煌吐鲁番学耕耘录》《狷庐散笔》《敦博本禅籍录校》（合作）等，发表论文200余篇。近日华丽亮相的《狷庐文从》为邓文宽对自己毕生学术研究之总结，收录了44年来沉淀积累的敦煌学、五代隋唐史及天文历法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不敢想象，转眼间，我在“敦煌学”这块学术园地已经耕耘了44年的时间。
　　我进入“敦煌学”这个学术园地并非是自觉的。1975年，我第一次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工作。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我发现自己数理知识不够，经过一番思考，我于1979年考入北大历史系读研究生。
　　我的隋唐史的课程主要是王永兴老师开设的，他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弟子。原本是想跟老师学习隋唐历史，但没想到，王先生的课却是以敦煌文献为主轴。所以说，我走进“敦煌学”的引路人是王永兴先生，我终生感谢他。
　　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到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工作，在这个单位（曾改名中国文物研究所，今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工作了27年，直到60岁退休。虽然说名义上我退休了，但直到去年，我都一直在工作中度日，否则，我怎敢说自己在“敦煌学”这块学术园地里耕耘了44年。
　　44年，接近半个世纪的岁月，我在“敦煌学”方面付出了不少心血。

一、研究敦煌和吐鲁番以及秦汉简牍里的天文历法文献

　　进入“敦煌学”，必然与敦煌文献有了关联，我才知道敦煌文献里有一批天文历法资料，国内外研究成果很少。加之，我在天文台工作过四年，对于天文学史方面的知识有一些基础；我的性格又不喜扎堆。综合这些因素，权衡再三，我决定以天文历法为主攻方向。从天文书到星图，再到历日和具注历日；从敦煌文献到吐鲁番文书，再从秦汉简牍到黑城元代历日，我都曾涉猎。这些成果都收在本文丛“天文与历法”分册中。比较突出的学术成果有五项：
　　1.揭出《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451）历日》有两次准确月食预报，它是我国迄今见诸文字的最早月食预报记录。2.从俄藏敦煌文献里考出印本《唐大和八年甲寅岁（834）具注历日》残片，从而将在我国发现的雕版印刷实物提前了34年。3.探明S.3326号星图的年代和作者为唐代天文星占家李淳风。4.明确指出罗振玉和王国维将汉简中的实用历本定名为“历谱”是错误的，应该称为“历日”。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大家还在继续讨论。5.路易·巴赞是欧洲突厥学的泰斗，其名作《古突厥社会的历史纪年》是法国国家级博士论文。我发现作者与黄伯禄一起误读了《六十甲子纳音表》，从而其所使用的考订年代方法难于成立，必须重新研究古突厥文献纪年的年代。

二、《六祖坛经》的整理和研究

　　在佛教文献中，由中国人撰写的文本、被称作“经”的文字，只有《六祖坛经》一种，足见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在我进行敦煌本《六祖坛经》的整理研究时，能见到的写本有三种：英藏S.5475、北图冈字四十八以及敦煌市博物馆藏077；后来才有旅顺市博物馆藏本和北图另一小残片（仅5行）的面世。然而，英藏本与另外两种写本文字差异却很大，很多句子无法读通，以致被有的学者称为“恶本”。单就“起”“去”二字论，英藏本与另两种写本间就有八九处不同。
　　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起我家乡（山西稷山县）说“你去不去哪里”时，说成：“你气不气？”“起”与“气”“去”音近，很可能“起”和“去”因为方音而混用了。这实在是一个不小的启发。沿着这个思路，我广泛阅读前辈学者的音韵学成果，最终确认，英藏本《六祖坛经》有100多个唐五代西北方音通假字在“搅扰”。有了这个认识基础，我就可以有根有据地解决这些“文字障碍”。此外，关于《六祖坛经》里口语词、书写符号、内容结构等，我都有自己的见解，这些论说都见诸本文丛“禅籍与语言”分册。

三、敦煌文献中的方言俚语研究

　　在校勘敦煌文献时，我发现一些文献所使用的语词，其读音也好，释义也罢，如果用其一般的读音和意义去处理，是没有办法通文的。比如“卧酒”这个词，“卧”字何义？“卧酒”该作何解？有的著名“敦煌学”家都弄错了。但对于我来说，却很简单。由于幼年时母亲每年都要用柿子做醋，民间说成是“卧醋”，“卧”即“酿造”义。同理，“卧酒”也就是酿酒。又由于此前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上下过功夫，于是我把着眼点转移到方言俚语的研究上。敦煌小说、变文、王梵志诗歌、契约文书等等文献，我都努力去搜索，解决那些一向认为困难的问题。最终，我把着眼点放在了敦煌写本《字宝》上。这是一部方言俚语小词典。前辈学者仅指出它是“晋陕方言”，未再进行更深入的探索。由于我是晋南人，熟悉那里的方言俚语，而且许多语词就是我少年时代天天使用的语言。于是，在《字宝》研究上拼命发力，连续发表4篇文章，给语言学家们以助力。这方面的成果也都收在本文丛“禅籍与语言”分册里。自己觉得，俚语和音韵有很大不同：音韵有理论，俚语无道理可讲，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因为民间就是那么说的，不需要任何理由。

四、历史学方面的研究

　　在历史研究方面，我曾做过三个侧面的工作：1.北朝和隋唐历史。1997年，我在参加“隋唐历史高级研讨班”时，提交了《关于唐代为胡汉混合型社会的思考》，由于种种原因，此文一直未正式发表。但后来我从网上看到，不少学者都引这篇文章，有的甚至文句都是我原来的话。我也曾撰写过有关唐前期官修谱牒的文章。关于那个广受中外学者关注的“均田制”研究，我也有两篇文章发表。其中《北魏末年修改地、赋、户令内容的复原与研究》，是我花费巨大心力撰成的。我的老师吴宗国教授曾说，这些认识也只有你这个山西人能想到。2.有关归义军史的研究。这也是“敦煌学”研究的热点之一。3.是关于我家乡山西稷山县和运城地区历史的。稷山是华夏民族农耕历史和上古天文学史的发祥地，“稷王”是华夏民族的农神，但他最初教民稼穑的农作物“稷”是什么？为什么上古天文官“羲和”二氏只能出在稷山？我都有论列。“后土”是否就是“女娲”？讨论虽多，但无人注意过汉代的重要资料，而我的论证可以一锤定音。“宁翟”这个村名所蕴含的民族融合历史内容，也是第一次被揭出……历史学方面的论文均见诸本文丛“历史与文献”分册。

五、其他敦煌文献的研究

　　我在以天文历法为主攻方向的同时，也很关心其他敦煌文献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较多。大体说来，有这样几个方面：1.童蒙读物《百行章》的整理和研究；2.根据“邈真赞”文献和官文书对敦煌僧政史的研究；3.对敦煌数术文献的研究，如《敦煌数术文献中的“建除”》一文，概括出的内容在传世文献里均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至于我从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归纳出的中古时代手写文字重文符号的使用“义例”，也已被一些学者用作解读王羲之法帖里未读通文句的锁钥。另有几篇文章虽与“敦煌学”无直接关系，但所提出的认识都是新知新见：传世书法名作《伯远帖》从来无人对其内容进行解读，我抓住《伯远帖》和正史传文中共同出现的“出”字，考究帖文内容和年代，首次提出了对该法帖的解读意见；元人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所涉及的天文学内容，不仅伯希和和他的弟子完全读错，而且考古学家夏鼐教授也受其误导而不能释读。
　　我运用自己掌握的天文历法知识，考出《真腊风土记》里天文学内容来自古代中国，从而对古代中国与柬埔寨的文化交流增添了新内容。至于像《鼠居生肖之首与“启源祭”》这样带有普及性的小文章，是在无人能回答为何将老鼠排在十二生肖首位这个国民普遍关切的问题时，我利用敦煌天文历法资料给出的回答。这些文章也都收在本文丛“历史与文献”分册中。
　　44年匆匆过矣，唯用笔墨留痕集成《狷庐文从》，用遗后来，才觉不负敦煌。

邓文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