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爱写作。山西省立平定师范毕业后，当了五年教师，便调到了左权县广播站当了编辑兼记者。只因敬业，所写新闻稿件先后获省、地多项奖项，而且被推举为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会员。离岗休息后，终于有时间和精力写点自己喜欢的文字，先后出版了散文集《漫游散记》和诗注《辽阳题咏选注》等，有幸被吸纳为山西省和晋中市作协会员。左权县老区建设促进会计划编辑出版一套“左权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把我组织了进去，于是我又编著出版了《抗战文化》等五部六册史料专著，另有《铁证·日军侵华罪证自录》被国家外文局列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重点图书，并用中、日、英三种文字出版发行。此书在北京国际图书展会上展出，外文局还在书展会上为这本书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由于我全家人爱买书、爱读书、还会用书，2016年，我的家庭被评为全国（第二届）书香之家，在省城太原山西广播电视大楼演播大厅内举办的颁奖晚会上，省人大的领导为我颁了奖。
　　我认为这一生没白活，给后人能留下点东西，我很欣慰。这一切，除了父母养育、组织上培养，还不能忘了多位恩师。

我的小学老师申树曾

　　1953年，我七周岁，入本村小学。小学校位于窑上片的下方，北屋三间土坯石板房为教室。课桌是长石板条，凳子是能坐下七八个人的长条木凳。西屋两间是教师办公室兼宿舍，东屋三间是村民校和村会议室。南边是大堰，用石头垒成石台，上置长条石板，为“护栏”。我刚上三年级，学校调来一个十七八岁样子的年轻男教师，本镇滩里村人。住在不挨人家的学校院子里，他害怕，便和我父亲商量让我晚上去和他做伴。学校订有《新少年报》和《中国少年报》，图文并茂，每晚申老师都会和我一块看。申老师爱写作，常常有一些小诗或豆腐块大的文章在报上登出。申老师便兴高采烈，指着他的名字说：“这是我写的，登了报啦！”我便知道，文章写得好，就能登报，就能出名。心里就想，什么时候也能像申老师一样，把自己的文章登了报。

高小老师范培荣

　　1957年，我11岁。入西隘口高小（小学五六年级为高级小学，简称高小）。校址是兵工厂旧址，工人宿舍为学生宿舍，小厂房即教室，一个最大的厂房则为学校大礼堂。从小没了母亲的我，连环画小人书就成了我的伴侣。桐峪镇赶会唱戏，父亲给我买吃食的零花钱，我全部买了小人书。后来我就买了《红日》《草原烽火》《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大部头小说。一次在桐峪镇小书店中买书，女店员训斥我：“不要动大书！要买去找小人书！”恰好书店老板进来，就说：“你知道啥！这小孩就经常买大书看哩，比你文化高哩！”
　　看书多，可能作文就写得好一点。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的范培荣就经常夸我的作文好。有一次好像是写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感想，因为通过看书，我对长征太熟悉了，草地沼泽里陷入人，雪山顶上冻死人让我热泪长流，所以我这篇作文可能写得好。范老师几乎用了整整一节课，边念边评，让我心中好不快乐！从此我就更爱读书，更爱写作。

初中老师李园澍、马文丁

　　上了桐峪初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李园澍是平定人。既爱写作，又擅画画。《山西日报》等报刊上经常刊登他的散文。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篇《花椒熟了》的散文，刊登在《山西日报》文学副刊上。“一丛丛、一簇簇火红的花椒，像一团团火焰遍布在山坡上，一个个一群群姑娘媳妇在花椒树间穿梭，采摘着丰收的喜悦（大意）”，优美的文字，熟悉的场景，让我激动不已。原来，身边的人和事皆可成文！此时我就暗下决心，向李老师学习，无论将来做什么，我都要坚持写作，当一名作家！因为我作文成绩好，李老师就一直在数学老师马文丁面前夸奖我。马老师是北京人，他也很喜欢我，还用他的照相机给我拍了戴红领巾的照片，在照相馆洗出来后给了我。这张照片，至今我还珍藏。老师的爱戴，让我感到了学校的温暖。初中三年，正值大跃进、大办公共食堂，之后则是天灾人祸的大灾之年。特别是初中三年级时，一天两顿饭，清水米汤小黄蒸，真的太苦了。但我却觉得活得快乐！初中毕业考高中时，父亲胃病已经严重，经常吐血。我便不想上学了，想在家陪伴老父亲。中考作文，这本来是我的强项，有把握得高分，但我只写了两段，毅然搁笔了。这次考试自然名落孙山。第二年春，马老师步行10里到了我家，动员我父亲让我去补学，父亲当然同意。于是就出现了左权县乡土文学作家刘有根写马老师一篇散文中的一段话：“为学生的明天着想，马老师比父母还操心。这是一个真实的镜头：马老师肩扛一卷儿铺盖，手拉一个小孩，徒步十几里山路，不由分说地硬把这个失学的没娘孩儿接回了学校。就是这一拉，一个放羊的儿子成了才了。”
　　初中、师范时我有了更多的恩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是古训。尊师，是每个学生应有的品德。这里只记述了对我走上写作道路有启迪作用的几位恩师，人生道路上的其他恩师以后再述。

张基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