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博物馆位于襄汾县陶寺乡陶寺村，于11月12日正式开馆，该博物馆是一把探寻中华农耕文明起源的关键钥匙，是一个深入解读古代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的重要窗口。
　　4000多年前的陶寺古人，从一束光中发现了春夏秋冬的轮回交替，并循着光的轨迹规律开启了中华农耕文明之旅；
　　4000多年后的陶寺儿女，将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观象台”，作为一把探索中华文明密码的钥匙，开启了解读史前社会结构起源的探源之旅……
　　陶寺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1958年被发现，1978年正式发掘。考古人员历时40余年，在此地发现规模空前的城址、气势恢宏的宫殿、大型的墓地以及古老的观象台，先后发掘出土5500余件各类文物，对于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陶寺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近万平方米，展厅面积约5000平方米，展出陶寺出土的陶器、玉器等文物230件（套），完整全面展示了距今4300年至3900年陶寺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解读陶寺文化“光被四表 协和万邦”的精神品质，其之于“中华文明探源”、坚定文化自信、助力民族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建筑设计方面，整个建筑以“地中之都中土之国”元素符号为基础，外观设计呈现一个“中”字，象征着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对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支撑。展陈设有“文明蕴化”“煌煌都邑”“早期国家”三个基本陈列单元。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式再现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形态，深入阐释了陶寺遗址作为早期国家都城的盛大气象和恢宏图景；博物馆特设考古历程展厅，致敬陶寺发现以来60余年的丰硕考古成果和一代又一代考古学家的辛勤付出。
　　第一部分“文明蕴化”。陶寺文化时期，气候环境温和适宜，适合旱作农业和人口繁衍，文明蕴化与文脉传承自然赓续绵延，这片土地先后蕴育出了繁盛的文化，包括距今7000年的枣园文化、近6000年的庙底沟文化、近5000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并以此深厚的文化底蕴，在4300多年前孕育出了繁盛的陶寺文化。
　　第二部分“煌煌都邑”。随着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一座面积达280多万平方米的城址浮出地面，这座古城在明确的空间规划体系下建成，功能分区明确，已具有比较发达的文明形态，并且表现出鲜明的等级分化。陶寺都邑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分成早期、中期、晚期三个历史时期，大致经历了兴起、繁盛和衰落的发展过程。
　　考古发现，陶寺先民已经初步通过管理时间与空间，以服务于国家治理，这也标志着中华文明对时空掌控与管理的肇端。陶寺观象台成为中国迄今最早的“问天”和探索宇宙的天文设施；陶寺出土的圭尺和立表，是目前考古发现世界最早的圭表仪器实物；陶寺先民还通过朔望月轮太阴历，控制月时，铜齿轮就是了解月时的工具；此外，陶寺先民还通过沙漏，控制昼夜时间，以此把握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时间命脉。由此推断，陶寺文化时期已基本形成了年、月、日、时的完整计时系统。
　　早期大墓中出土的龙盘，是陶寺遗址出土的核心文物之一，蟠龙纹饰盘曲如蛇，身体上有鳞状斑纹似鳄，有的头部两侧方形似耳又非蛇，有的带锯齿状牙齿，口衔枝状物，是多种动物的组合体，这正是“龙”的最大特点。陶寺的龙盘纹饰为探索中华民族龙图腾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三部分“早期国家”。陶寺遗址的历史时代、空间位置、规模等级、文化面貌，与史书文献记载的“尧都”高度契合，陶寺遗址当为以“尧”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都城所在。《尚书·尧典》中所载“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的帝尧时期的盛况，亦在陶寺遗址诸多考古发现中得到了印证。
　　朱书扁壶是陶寺遗址博物馆的另一件核心文物，扁壶为泥质灰陶，器表饰细条竖蓝纹。扁壶残片的周围涂有红色，残片上朱书两个字，其中一个字符为“文”字，学界较认可其与商代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字一脉相承；另一个字符则被释读为“邑”“昜”或“尧”字。临汾古称平阳，史传尧都平阳，扁壶朱书陶文的出现，也为陶寺城址的性质归属即“尧都平阳说”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佐证。
　　陶寺遗址蕴含的都邑布局、天文历法、手工业技术之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奠基，以及陶寺文化所蕴含的尧舜时代创造的“德”核心的价值体系，在当代社会依旧具有深厚的现实意义，是陶寺文化生生不息生命力的写实体现。
　　博物馆广泛运用数字化复原、现代化展陈与实物展示等多种手段，赋予文物、文献等新的表达方式，多维度揭示了早期中国的文明形态。陶寺遗址博物馆的建成开放，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了中华文脉，并贡献了大遗址保护利用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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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美丽/文 杜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