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殳俏《女字旁》读札

　　《女字旁》是作家殳俏发表在《当代》杂志2024年第3期上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三十余年的时间跨度写李顶梁一家七口的经历变故，以及李媛、李娴、李婷三个女儿的遭遇，该小说致力于塑造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女性成长群体，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当代小说精品。
　　纵观整篇小说，内容呈现出三个特点：结构上力求新颖别致，表达上注重精确优美，人物塑造上求异存同。结构上以年份作为叙述分割点，分别为1985年、1988年、1990年、1992年和2012年；前面四个年份都以李媛的视角客观呈现，占到小说篇幅的十分之七，最后一个年份以“我”的视角主观呈现，占到小说篇幅的十分之三。十分之七的部分属于事实呈现，而十分之三的部分则是在破案、解谜，这样的比例十分恰当，也有助于缓解小说的沉闷，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从表达上看，前后两个部分完全采用不同的风格：1985年、1988年、1990年、1992年部分细致入微，大多采用白描手法，显示出作家出色的古文功底，对场景的描绘力求符合时代特征，如对上世纪80年代火车、学校、古寺、游泳池、警察办案、人们穿着的描述，90年代住宿、比赛、婚礼、店铺、打工生活的描述，这些都是作家花力气还原的成果；2012年部分则以散文笔法展开，写“我”的精神困厄、心灵蜕变，“我”一变而为“侦探”，成为推动小说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富有抒情意味的独白、具有暗示意味的情境乃至梦境成为主要表达手段——如果说前一部分是中国式的，更接近《红楼梦》的写法，那么后一部分则是外国式的，更接近《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写法。
　　小说最为重要的是人物的塑造。首先是李媛三姐妹，为什么是三姐妹？她们虽然在小说中分别作为个体呈现，其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正如命运三女神般分别代表着牺牲、勇毅和叛逆。但三人的性格并不是完全不同，而是同中有异、异中趋同。比如主人公李媛，她是较为听话和上进的，但在大姐悲惨遭遇和自身实际遭遇的双重压迫下，她还是选择了跳窗逃离。大姐李娴貌似是最为贤淑听话的，可当她被小薛迷住时，不仅敢于穿性感暴露的三点式泳衣下水游泳，还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私奔，虽然私奔终未遂。李婷虽然最为叛逆，年少时热衷交朋友深夜不归，甚至敢于和父亲对打，但在父亲溺死女友张荷的事实前李婷还是选择了缄默。李媛三姐妹是成长中的中国女人们的一个缩影——她们处于新旧社会的夹缝中，旧的思想仍在影响她们，新的思想已经在向她们招手，旧社会的父权力图毁灭她们生活的希望，她们却以从始至终的坚忍，勇敢抵抗暴力和恐惧，让自己逐渐壮大起来。女人的权利，生活的权利、爱情的权利、婚姻的权利、工作的权利统统被拿回，尽管这家园的重建经历了很多坎坷和血泪，冲破了很多荆棘和榛莽，乃至毒蛇和猛兽，她们仍然在时代进步的支持下重建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二姐李媛作为知识女性的化身，最先完成了思想上和性别上的自觉，发起了最后的清算；三妹李婷得知自己珍视的礼物竟是父亲杀人所得，也舍掉了最后的一丝犹豫，勇于指证；大姐李娴得癌症病逝，貌似毫无表达，却更像无声的证词——如果不是父亲亲手挥刀毁掉女儿容貌，她何至如此早亡……从李媛三姐妹的塑造来看，《女字旁》基本实现了作家的创作野心，完成了自身的文学使命，是成功的。
　　作为父权、极权象征的李顶梁，在小说中是被批判的对象。当然，小说最后几页点出了他扭曲性格形成的原因，似乎也给出了他足以被同情的理由。小说前半部分李顶梁的形象其实不算可恶，顶多算是一个脾气暴躁的父亲，好歹还是一名技术工人；从他抓住女儿李媛执意要掐死她开始，李顶梁已经暴露出非同寻常的戾气。到最后连环杀人案被破，李顶梁变成了十恶不赦的杀人犯——这样塌陷式断层式的人格设计，是否足够合理？相比李顶梁之前的形象，还担心女儿们不能清白嫁出去、关心二女儿学习和作文比赛的“人性”之光，怎么这光突然熄灭得这么彻底？作为一个手艺人，还读过点书，怎么能一点法律意识都没有呢？第一次杀人难道没有一点惊慌？连续杀人就没有手软的一刻？几十年的时间里难道从未后悔过，良心谴责在他那儿就完全不存在？这都是李顶梁人设中不够圆融的部分。作为旧时代女人代表的母亲，一辈子忍让顺从，却在李媛坐火车出逃时予以大喊明示，还在最后贡献出了烟头这一取样载体，临了又劝李媛原谅父亲，母亲的形象矛盾又真实，算是李媛三姐妹形象的延伸和补充。
　　总的来说，《女字旁》是一部女性之书、时代之歌，纵然小说中的男性角色发育不够良好，仍不能掩盖女性角色的光芒。故事写到了2012年，那么2012年之后呢？经济独立、各种权利得到法律保障的女性故事该如何书写？李媛三姐妹或她们的下一代又将讲述怎样的故事？我非常期待下一部《女字旁》。

卓一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