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文化是植根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一种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柴书毓的《山西阳城乡贤文化与地方社会研究》一书以阳城为特定研究场域,通过文献梳理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呈现了明清以来乡贤文化的发展脉络与当代转型,为区域文化研究与乡村治理实践提供了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范本。全书立足民俗学视角,既深挖历史文献中的乡贤踪迹,又聚焦当下新乡贤的实践图景,构建起传统与现代互证的研究框架。
研究视角的独特性与研究方法的严谨性
该书突出的学术特色在于将乡贤文化置于区域社会的整体语境中考察,突破了单一维度的研究局限。作者没有孤立探讨乡贤个体或文化现象,而是将其与阳城独特的自然生态、人文环境相结合,分析山多地少、煤铁丰富的地理条件如何催生商绅、士绅等多元乡贤群体,又如何通过村社制度、科举传统等人文因素塑造乡贤文化的核心特质。这种分析路径,使得乡贤文化的生成逻辑与发展轨迹清晰可辨。
在研究方法上,全书实现了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的有机融合。作者梳理了《阳城县志》《晋城金石志》等地方文献,以及族谱、碑刻、墓志铭等一手资料,同时多次深入阳城乡村进行实地访谈,整理了20余位新乡贤的口述史,形成文献考证与田野实证的双重支撑。这种研究方法既保证了历史部分的严谨性,又让当代部分的论述具备鲜活的现实质感,避免了纯理论探讨的空泛与纯经验描述的零散。
历史维度的深度挖掘与文化内涵的立体呈现
该书对传统乡贤文化的挖掘呈现出多维度、深层次的特点。作者将明清阳城乡贤群体划分为科举入仕的士绅家族、经商立家的商绅家族、亦商亦宦的商宦家族三类,通过王国光、陈廷敬、王重新等典型人物的个案分析,展现了乡贤群体的多元构成。同时,书中详细阐释了乡贤在地方社会中的多重形象——为官清廉者、地方守护者、乐善好施者、教育传播者,这些形象通过文献记载与民间传说的相互印证,变得立体丰满。
在文化内涵的解读上,该书重点剖析了乡贤家族的文化建设实践。从陈氏家族“礼义传家训”、田氏家族“孝友忍让美家风”的家规家训,到天官王府、皇城相府的楹联匾额,作者揭示了家族文化如何通过制度规范与空间符号传承,成为乡贤文化的核心载体。此外,书中还探讨了乡贤通过参与公共建设、调解地方纠纷、兴办学堂书院等方式,对地方社会秩序、文教风气、民俗伦理产生的深远影响,展现了乡贤文化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价值。
当代转型的现实观照与问题反思的客观立场
该书的现实意义集中体现在对新乡贤文化建设的深入考察。作者梳理了阳城新乡贤文化建设的背景、内涵与实践路径,将新乡贤群体划分为公益事业型、调处矛盾型、文化传承型、带头致富型等类别,通过具体案例展现了新乡贤在整合村落文化、参与公共建设、传承优良家风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与传统乡贤相比,阳城新乡贤群体呈现出主体多元化、参与方式多样化的特点,突破了传统乡贤的性别与阶层限制,体现了时代发展的特征。
难能可贵的是,该书并未回避新乡贤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作者客观指出,当前新乡贤文化建设面临民众认知模糊、参与度不高等困境,并从政府、民众、乡贤三个层面提出优化路径。这种既肯定成效又正视问题的研究态度,使得该书的现实观照更具深度,所提建议也更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
研究价值与拓展空间
作为一部系统研究阳城乡贤文化的专著,该书的学术价值在于构建了乡贤文化研究的历史传承、当代转型与问题反思的完整研究思路,为同类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书中对乡贤文化与地方社会互动关系的探讨,也为理解传统乡村治理智慧、挖掘传统文化当代价值提供了重要参考。
从拓展空间来看,该书若能对不同类型新乡贤的实践效果进行更细致地对比分析,或对新乡贤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做进一步探讨,将使研究更为深入。但瑕不掩瑜,该书仍不失为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现实关怀的佳作。
总体而言,该书通过严谨的论证、丰富的史料与鲜活的案例,全面呈现了乡贤文化在阳城的历史脉络与当代实践,是区域文化研究与乡村治理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对于参与乡村建设的实践工作者也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张隽波 陈鹭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