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百集档案文献纪录片《记忆》

　　由山西档案馆组织摄制的百集档案文献纪录片《记忆》在播放后一直受到了大家的好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该片的形式适应了人们的观赏需求。这就是采用了类似于短视频的方式，每集只有5分钟。尽管从片幅长度来看时间有点短，一些介绍可能会比较简略，但从观赏者来看，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长。人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许多内容。特别是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视频选择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很多人没有机会和耐心花较长的时间来欣赏作品。这种适应观众欣赏心理的选择反而争取到了观众。其次是该片强调了档案的特殊性。其叙述从档案资料出发，选取能够代表某一历史节点的档案文献切入，具有某种“揭秘”的意味。即使是一些人们比较熟悉的事件，在一般情况下也难以见到原始的档案文献。档案文献的出现无疑为观众提供了新的视角，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再次是片中的访谈设计丰富了全片的内涵。一般来说，访谈多由专家承担。因为专家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权威性比较高。在这方面《记忆》显然做得很好。该片邀请了许多重要的专家，如杨冬权、陈晋、岳思平，以及山西的本土专家。但这里要强调的是，该片还邀请了许多亲历者作访谈嘉宾。如一直为烈士档案寻访家属的王艾甫、石圪节煤矿的老工人杜金明等。他们或为知情人，或为当事者，一些嘉宾本身就具有新闻性，在观众之中有较大的影响。他们的讲述，不仅增强了作品的可信度，亦增强了作品的生动性、吸引力。
　　《记忆》力图借助档案文献系统地展现中国共产党在山西的百年奋斗历程、重大成就，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美好启迪，面对这样一个浩大的选题就存在如何选取素材的问题。一方面所取档案文献要有典型性，能够反映某一时期的历史进程。但所藏档案浩如烟海，如何斟酌取舍并非易事。另一方面，可能会出现历史事件本身非常重要，但所藏档案却不一定能够满足叙事，这就需要做更为繁琐艰巨的搜寻和比对工作。由此可见，该片在创意策划阶段的工作同样是非常艰辛的。总体来看，全片选择的100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与事件基本上勾勒出了百年山西的历史进程。对观众熟悉的部分，由于采用了档案文献，有了高雅的新视角；对于观众不熟悉的部分，借助档案文献，钩沉了许多历史的细节。例如，人们都知道山西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陆续选派了几批解放区的干部南下。其中吕梁一带的干部主要是到了四川，晋中一带的干部主要到了湖南，而长治、晋城一带的干部主要到了福建。但是，人们很少知道在此之前还有一批太行区的干部支援了东北。片中通过山西省档案馆所藏——中共太行区党委组织部致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同志的一封信，引出这一话题，介绍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20天，太行区已经开始向东北选送干部。当时，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局，由彭真同志担任书记。但是东北的地方干部非常缺乏，迫切需要各根据地支援。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根据地紧急抽调干部赶赴东北，为东北地区的解放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舍身堵枪眼的四川籍战斗英雄黄继光是我们在课本上就熟知的，但在山西籍战士中也有黄继光式的英雄。《记忆》中有一集介绍了1950年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的山西左云人赵永旺烈士。他在与战友们摧毁了多个火力点后，用身体堵住了地堡上敌人的重机枪射口，为后续部队的进攻开辟了通道。其实像赵永旺这样的战士还很多，据《记忆》介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山西有5835名将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记得儿时的邻居就是一户烈属，这位烈士就是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战士。类似的事例在片中还有很多，无疑，《记忆》唤醒了我的记忆，并通过档案细节进一步丰富了我们民族的记忆。
　　《记忆》通过档案文献切入，比较全面地回顾了党在山西的百年奋斗历程，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但是该片并不仅仅局限于此，我以为更重要的是这部文献纪录片还较为生动地展现了共产党是从哪里来的、是由什么人组成的、他们干了什么、他们要到哪里去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在《记忆》中，介绍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通过他们不仅表现了某个阶段的历史，也十分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尚人格。我们都知道山西早期共产党人中有位贺昌，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经历和贡献，《记忆》为我们简要介绍了他的经历。贺昌与高君宇、王振翼一起创办了山西第一份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平民周刊》。他曾在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了上海3次工人武装起义，是中共江浙区委负责人。他以中共前敌军委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南昌起义，参加了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参与重建了湖南省委，担任过中央北方局书记、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红军长征开始后，他留在赣南与陈毅等同志坚持南方游击斗争，在会昌突围中壮烈牺牲。我曾有机会在赣南的“梅岭三章纪念馆”看到了贺昌事迹的介绍，作为同乡，惭愧自己并不了解贺昌，而在遥远的江西南部大山之中，却有一处纪念地，能够使后人知道这个山西人的奋斗与牺牲。事实上，在《记忆》中所介绍的各类人物均有诸如贺昌这样的传奇经历和人文品格。如高君宇、王振翼、张叔平、刘天章、汪铭等早期共产党领导人；左权、续范亭、叶成焕、李林、刘胡兰等烽火年代的先烈；李顺达、申纪兰、王德合、吴吉昌、李双良等共和国的劳动模范。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有百折不挠的理想信念，有敢于亮剑的斗争勇气，有艰苦奋斗的朴素情怀，有为人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牺牲精神。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共产党人高尚的精神品格，更加具体生动地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中国共产党是由一批从思想与信念上认识到必须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有识之士创建的。他们首先是思想上的觉悟与认知，而不是个人物质上的困苦与窘迫。以高君宇而言，他的父亲是老同盟会会员，家里有商铺产业，富甲一方。他参加革命不是因为自己活不下去，而是因为他看到了国家的不幸与民众的困苦，致力于寻找正确的道路改变这种现实。他是我党早期非常活跃的理论家、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的领袖。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思想文化建设，这是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品格。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以及各根据地创办了许多剧社、报刊、书店、学校等文化机构。据研究者统计，仅山西根据地的各类报刊就有200多种。很难想象，在烽火连天、条件艰苦、敌强我弱的年代，各根据地竟然创办了这么多的报刊，这是需要有非凡气魄的。1942年初，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太行区曾召开了四五百人参加的文化人座谈会。邓小平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倡导文艺为抗战服务、为群众服务。1947年，太行区文联召开了座谈会，号召文艺工作者要像赵树理那样投入到解放战争与土地改革的实际工作中。当时的文联副主任陈荒煤同志提出，要坚持赵树理的创作方向。在党的领导下，各根据地的文化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动员了群众，支撑了战争。《记忆》介绍了晋绥根据地的“七月剧社”、《新华日报》（华北版），以及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作家创作的《小二黑结婚》《吕梁英雄传》等作品。《记忆》特别推送了太岳军民与僧众配合抢救《赵城金藏》的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如何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恢复国民经济是最为急迫的任务，但党与政府并没有忽略文化建设，因为要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必须提高其文化素质。《记忆》中介绍了万荣县的扫盲工作曾受到党中央与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从此注音识字成为汉语学习的敲门砖。而永乐宫的搬迁、侯马盟书的发掘等，更是中国共产党重视民族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重要成果。
　　还有一个悲壮的文化事件，就是“只出了一期的重要刊物”。在山西档案馆珍藏着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刊物《调查研究》。1941年8月，中央作出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并成立了中央调查研究局。1942年春，北方局与各地一样也成立了相应机构，并于5月1日创办了《调查研究》一刊。精心组稿的第一期刊物刚刚出刊，就遭遇了日军的五月大“扫荡”。当时，北方局调查研究室主任张衡宇等编辑部同志全部牺牲，创刊号也就变成了终刊号。但是，调查研究的传统却为后人所承继。
　　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初心，坚定信仰，面对任何挑战都不改必胜的信念。这与我们党对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分不开的，这也是中国革命能够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由此也可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非凡气度与品格的伟大的党。
　　共产党做了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记忆》通过对山西百年历史的回顾回答了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国家的新生，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变革。《记忆》历数山西在全国有影响的巨大变化——最早的城市规划、新中国第一台拖拉机、第一座重型机器厂、最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等。这些变化是史无前例的，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人民的智慧与伟力。
　　《记忆》也介绍了新时代山西的发展变化，彰显中国未来的美好愿景。1857年的《纽约每日论坛报》曾刊登恩格斯《中国与波斯》一文。在论述了1856年所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国际形势与中国国内形势后，恩格斯指出，“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他所说的“最古老的帝国”已经成为过去，中国人民经过不断地探索、不懈地努力，终于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虽然恩格斯对其所言“亚洲新纪元的曙光”并没有具体论述，但我们还是可以大致领会为充满了希望、洋溢着活力的新的时代。这种希望与活力就表现在新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之中，表现在中华民族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

杜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