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新时代给蒲剧把脉

　　蒲剧，古老而又坚强地活在这个世上。
　　多少个老人在午夜梦回时、在缠绵病榻时，总是眼含热泪，说上一句：蒲剧，不死。
　　我在一年年的采访和行走中，总是与这样的情景相遇，那些人饱含无法描述的感情的4个字，说得那么坚定，仿佛只要说出，蒲剧就能按照他们的意愿，永远地活着。
　　也或者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坚定，400多年来无数人的坚定，才让蒲剧时时月月能够续命，一股劲儿地活到了今天。
　　也许曾经拥有的地盘萎缩了，也许喜欢它的人群萎缩了，也许剧目萎缩了，可与其他剧种相比，仍然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仿佛能听到它磅礴的心跳。
　　这就足够了。
　　在娱乐多样化、速食主义盛行的今天，这就有足够的理由让我们为它把把脉，然后对症下药，让它长得更粗壮一些，作为代表性艺术，去和工业社会里的其他载体厮杀一番，哪怕碰得头破血流，哪怕大江东去浪淘尽，也是虽败犹荣。
　　可它不会败北的，尽管太多人在喊叫戏曲式微，因为它是特殊的，它诞生的地域不同，还有今天坐在这里的我们和不坐在这里的那些热切地盼着它重生、续命、与时代接轨的人为它保驾护航，还有那些成千上万的戏迷在默默支撑，众缘集聚，它近百年，或者近50年之内依然会坚挺，哪怕只存在于一时一域，这是我对蒲剧这个剧种前景的判定。
　　是的，它诞生的地域不同。
　　它生于五千年文明蕴养的高山大河之中，生在江河滋养的江山社稷之上，它生在古老的地质明珠——盐池的锻造中，它与关羽大神一起，生长于忠义之乡，这是什么样的得天独厚呀？每一回想，都得感谢上苍。
　　这是地理和历史上的优越性，我们的先民在几百万年前就选定了这里，西侯度遗址就是明证，几百万年的涵养啊。
　　从人文上讲，从黄帝战蚩尤，到尧舜禹建都、遗迹丰厚的大夏之墟，再到春秋霸主晋国，到泱泱汉唐名流辈出、金元文艺形式多样盛行，直到先烈们热血洒向长空大地，奠定如今的和平盛世，时间和人文都格外青睐这一块土地，文明文脉的滋养，让时间的地域产生增值，变得丰赡和富饶。
　　正是这样灿烂的时空，到明末清初，名叫山陕梆子的剧种，便在黄河的滋养中新生了，这一新生，不要把它看作一个点、一门艺术，它是带着那样厚重的文明出生的，所以，在它新生后不久，就能迅速北上南下东奔西走，与各地的文艺元素相结合，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容积上百个新剧种的梆子大家庭，这样庞大的体量，世间就此一个，是来自于五千年文明的强大推动力，来自黄河和盐池的巨大动力形成的，谁若轻视它，就会被无情地打脸。
　　这就是来自源头的磅礴，我在几年前陪同香港电台的记者来晋南采风时就感知到了，在广东、香港、台湾等地，粤剧中依然有我们的梆子元素，远隔着高山大海我们依然能听到相同的呼声。
　　还记得，那时，我第一次看到梅花版的《西厢记》，普救寺的禅意和爱情，陶醉了我，更主要的是陶醉了香港来的人，纪录片在香港上映时，好评如潮，他们把片子推到英国，依然反响热烈。
　　我还由此写下了差不多两万字的长文《一袭青衫，待月西厢》，发表后，最起码在文学界反响很好。很多人拿我们的西厢与越剧昆曲相比，说我们是“土西厢”，于是我在文章里写道：那又怎样？那是黄河边原生的情味，那是普救寺原生的爱意，那是元稹原生的马蹄声咽，笛声梆声响起的时候，我们就这么骄傲。
　　这是题外话了，但也预示着作为山陕梆子的直接传承者，蒲剧是大有文化容量可挖的，端看我们如何提取它的文艺元素，如何给予新的时代阐释。
　　我曾说它是百年老蒲剧，这不是嫌弃，不是喜新厌旧，这是饱含着深情的褒奖啊，这几百年来，蒲剧人把使命背在身上，在戏曲史上写下了诸多佳话。
　　犹记得百年前，魏长生在京城花雅争胜，咽气于舞台上的最后时刻。犹记得郭宝臣惊艳京城。犹记得五大演员撑起了一个时代。犹记得任跟心他们一批人进京，开启梅花奖几十年的评奖之路，犹记得临汾、运城两地演员，扎根沃土，把一个个梅花奖搬回河东。犹记得景雪变到国外领奖。犹记得蒲剧演出时的万人空巷，世人追逐。真真是每每想起，就如同蒲剧本身一样，让我荡气回肠，让人热耳酸心。
　　在《伶人王中王》的舞台上，我看过贾菊兰的《花田错》，看过孔向东的《赵氏孤儿》，到后来，在《擂响中华》的舞台上，看到过年轻的赵振的《火焰驹》和关公，每次都从心底里生出豪情，蒲剧，是山西的。
　　它的好，需要更多人知道，于是我踏上一条文学路途，我写蒲剧，也写蒲剧人，我用文学的眼光去打量它，有时候也跳出蒲剧看蒲剧，也就生成我自己的思考。
　　首先是如何传承。
　　在我们新时代的操作中，已渐渐形成共识，我们创新的步子不能迈得太快，我们先得把它全部继承下来，熟悉它，吃透它，长成血泪长成肉，再去创新，才能有的放矢，才能找对靶子，百步穿杨，一击即准。
　　杜波、行乐贤、李恩泽编著的《蒲剧梆子剧目辞典》里写到，历史上的蒲剧剧目，从夏商戏到明清戏，共有1400多个，我们现在可以上演的有几个？每个剧团的看家戏有几个？这样的蒲剧的雄厚家底，我们不能丢掉呀。
　　有人会说，有的戏已经不适合上演了，这句话当然没错，那《赵氏孤儿》《西厢记》为什么会长久？那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去改编了它们，那1400多个剧目里，我们如果改编一下，能改出多少个戏来？是不是有人在做这样的工作？
　　除了剧目，还有音乐。
　　我们蒲剧有多少老唱腔？有多少老曲牌？总听到有人说，现在的戏好听，但总是觉得缺点什么，我在想，应该是缺失了老戏里的音乐元素，前两年有个作曲家去世了，毕星星老师还撰文怀念他，这是一个大损失，我认同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有专人整理老谱子，用到新编戏中。我是音乐的门外汉，这一点也就点到即止。
　　前一段时间，我和著名作家张石山合写一本《戏台上的中国》，写到绝活儿一个章节，我们共同意识到，深厚的绝活儿绝技蕴藏在蒲剧中，为什么蒲剧每次出征，都能光彩一路征程，都能开出璀璨的花？这和绝活分不开，那么我们是不是所有的绝活儿都传承下来了？又传承下去了？我们需要仔细盘点一下。这也就涉及艺术教育问题，有危险的绝活儿，还需要不？
　　其实说到底，我们脱不开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这三并举原则。
　　如果需要划分一个占比问题，我希望这三者是传统戏占70%，新编历史戏占25%，现代戏占5%。戏曲的发展历程决定了，我们最核心的程式是最适合古装戏的，我们还是要在这上面下功夫，新编历史剧是沾古装的光，之所以比例不大，是因为新戏有时候经不起时间检验。现代戏其实可以不排或者少排，我们要在适合自己的领域里飞翔，而不是削足适履，抹杀自己，我的建议是把现代戏的内容留给话剧吧，话剧的历史、表演方式、思维定式就是现代人的。
　　传统戏或者新编历史戏，一是承载着我们的历史，也一样有教育意义，《赵氏孤儿》《西厢记》、关公戏从千年前演到今天就是明证。郭启宏的河北梆子《北国佳人》引人思索，一曲《伶人颂》让多少戏曲人潸然泪下。并不是只有现代戏才能教育现代人，传统戏一样有现代性。
　　说到创新，修改旧剧目，新创新剧目，当然是途径，与其他文艺形式结合，也是必要的，但要仔细琢磨，把好的形象和艺术介绍出去，而不是在新的平台上博眼球赚流量，到最后败坏了观众胃口。蒲剧的输出应该有专人把关审核。
　　对于怎样利用戏曲+XX的形式，产生更大效果，我有一点儿建议：
　　第一个是用好古戏台，也就是古戏台+蒲剧。
　　金元明清古戏台，晋南最多，如何在古戏台上做文章，需要思考，古建形式、历史背景、有关剧目、文创产生、电视纪录片、戏台题壁，这都是形式，我们用好这些手段，虽然不完全属于蒲剧范畴，但能产生外围效应。
　　第二个是唱好文旅+蒲剧的大戏。
　　前面所说的《西厢记》是一例，我们要邀请全国的《西厢记》都来永济展演，邀请全国演过张生和崔莺莺、红娘的人来普救寺旅游，甚至邀请所有有关西厢的艺术形式都来，话剧、评弹、大鼓……这样的效应是爆炸式的。
　　同理，要把关公戏和3大关公景点相结合，全国关公汇聚运城，那将是什么样的盛宴，还要把关公一生走过的地点标出来，涿州、当阳、洛阳……我们的蒲剧要沿着关公生前的足迹展演一轮两轮多轮，让关公文化、运城文化、忠义文化显示出时代的教育意义。
　　还有《赵氏孤儿》，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成是一出戏，它的发生地是临汾侯马（公元前585年，晋景公迁都新田，即侯马），我们以蒲剧的形式再谈晋国文化，那将产生更大的意义，那个遥远的鼎盛于两周时期的霸主，是五千年文明山西最辉煌的一段，这不是临汾一地的事，而是整个晋南，甚至整个山西的事，我们不妨把它看成是蒲剧界的事，即使京剧等戏也不能与我们相抗衡，晋与三晋八百年，发生地在我们这里，他们无法争胜，我们还要写出《新赵氏孤儿》，在这样的深厚基础上，写出时代意义。
　　还有《柜中缘》发生地在平陆，我们要唱，《忠保国》主人公杨博是永济人，我们各剧团都要把这几个戏排成自己的看家戏，在当地演，到陕西到河南，到南方去，甚至进京，在所有剧目中，给这几个剧目优先权，旅游带动戏，戏带动旅游，形成更好的拓展效应。
　　这些也是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城市文化建设的一部分，让传统文化开时代之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走走看看，想想算算，我们给自己规划出适合自己的未来，我们不需要突发冒进，而是需要稳扎稳打，抓住每个机会，参演每个节目，让蒲剧在不同的场合露脸，培养自己的受众群体等等。守好自己的历史江山，让喜欢的更喜欢，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进来，就足矣。走向全国，占领多大的阵地，这是妄想，我们不需要。
　　这些只是我的个人浅见，只代表我自己。无论对与错，诚心可鉴。
　　蒲剧，不死。

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