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能为他人出书作序者多为两类：一为有德行名望的长者，一为专门领域的研究专家。但面对眼前的专著《学古有获：晚清大学士祁寯藻的书法生活》，我的身份既非长者，也难说是专家，颇有些尴尬。还好，我可以不去全面评价作者的治学经验以及他在书法研究领域的地位，而是以老同学的身份，试图廓清他所走过的学术之路。
　　和维东相识于2006年秋天，我们一起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他师从邱振中教授研究书法史论，我跟随薛永年教授学习中国绘画史。入校第二年，维东就被工作单位山西大学委任为美术学院副院长，必须兼顾读书研究与教学行政管理，故而他时常奔波于太原与北京之间，非常辛苦，但他总是力图将两者尽可能地结合起来。记得一天食堂午餐时遇见了维东的室友盛葳，一脸倦容，询问后得知昨夜被拉着聊了一个通宵，主题是山西美术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不觉有些好笑，同时也感动于维东对三晋大地深厚的桑梓之情。
　　正是由于这份乡情，维东打算研究一位山西籍书法家，以此作为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作为中华文化发祥地之一的山西，历史上的书法家灿若群星，“书圣”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初唐四家”之薛稷、“宋四家”之米芾都是山西人。当时，白谦慎教授对于傅山书法的深入研究已享誉学术界。经过一番思考，维东把目光聚焦在晚清重臣祁寯藻身上，认为其书法由小篆入真行，师承二王，出颜柳，参山谷，深厚遒健，自成一格，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希望按照太史公主张的“通古今之变”，从书家个案入手来研究书法的“晚清民国”之变。于是，维东开始收集关于祁寯藻的一切资料，并经常来到我寝室聊最新的心得体会，从他兴奋的讲述中，我知道了“三代帝师”“四朝文臣”和“寿阳相国”，也知道了“一时之最，人共宝之”和“楷书称首”。
　　后来，出于学科影响力等综合因素考虑，维东的博士论文最终以《清代〈大观帖〉鉴藏研究》为题进行，写得也非常好。之后，我们都顺利毕业了，他继续回到山西大学，我则从原单位调到了四川大学。
　　近日看到维东寄来的书稿，倍感亲切。由此知道他这些年并没有停止对祁寯藻这位乡贤的研究，始终在进行着学术积累，至今终于琢以大成。这部20万字的书稿分为7个部分，除了绪论和结语，涉及与祁寯藻书法相关联的书体、交往、馈赠、鉴藏和理论等不同层面，附录中还有一些相关成果，书后附有内容翔实的年表，这无疑是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于祁寯藻书法艺术最为充分的研究专著。当然，书稿的意义并不止于填补学术空白，维东一直关注学术前沿，积极跟踪史学界晚清、民国的研讨活动，他这些年的学术思考几乎都体现在了对祁寯藻书法的研究中。
　　以往对书法家的研究，多从艺术本体上用力，较少对书家的艺术与文化环境之间的联系进行深入探寻，特别是少有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把书法作为文化载体来考察、缺乏对其在剧烈社会变迁中作用的认识。维东对祁寯藻的研究，致力于在关联中走向深入，他试图通过个案研究，通过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诸如：面对书法，他们处在一个怎样的文化、政治体制中？他们怎样看待书法？或对于书法都有着怎样的选择？他们的仕宦生活与书法是怎样的关系？书法在当时的政治、文化格局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换言之，书法是如何穿行于士子与官宦之间、仕宦文人与最高统治者之间、官场与日常生活之间，以及由他们和历史共同缔造的制度之间？面对政治、文化与艺术，他们又有着怎样的选择和作为？然后，把祁寯藻个人的艺术实践放在晚清及民国初期文化史与政治史、文学史与书法史密切关联的广阔境域中进行考察，充分借鉴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与视角，力争从丰富的社会生活背景与政治文化等多元视角对19世纪仕宦书法的形成及其作用、地位等问题给出深入细致的分析判断，以此揭示晚近社会精英群体的理想抱负与生活情趣，以及书法艺术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起伏、变化与进步。
　　我在阅读中发现，维东对祁寯藻的研究不仅吸取了最新的学术成果，也体现出对方法论的自觉，他既与时俱进地尝试艺术社会学等研究方法，又并不忽略艺术本体研究，第一章就集中讨论了祁寯藻的书法艺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讨论作品的题材、意义、功能、鉴藏、传播，深入揭示在激变与保守并峙的时代，帖学书家真正的艺术认知与理论观念，论述得当，层层推进，不仅扩充了艺术家个案研究的学术视角，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为推动当代书法学术研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维东兄的书法研究已取得相当不凡的成绩，可以想见，年富力强的他必定会遵循学术规律，以自己独到的能力与眼光，推出更多精品力作。

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