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非洲》出版之后，名为“河南地勘三院”的微信公众号上，罕见地推送了两条相关文学的消息，可见《人在非洲》对于一个行业和一个地域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当越来越大的地域差异与越来越细的行业分工使得我们不再能够以一部作品反映中国整体性的社会经验时，类型化、专题化、行业化、精细化应该是未来文学创作的一种有利于表现与表达的方法，比如一条路的修建过程中专业化术语的文学性呈现，有利于我们对一个行业的深入性了解。
　　功能性的主题写作通常如戴着镣铐的跳舞，很考验文学性的纯度。贾志红处理得很好，文字、结构上保持了一定的美感，情感传递真而且善。《人在非洲》的重点是人，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在非洲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因而我们读到的非洲，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除了马里特有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被厨娘羡慕的冲水马桶式的厕所、厕所灯绳上的蛇、围观汽车的孩子们，都会使我不自觉地回到童年，回到20世纪的中国乡村。中国的曾经甚至现在似乎离此时的非洲都并不遥远。区别只在于，此时的中国和作者在西非的存在，因为一条路的修建而变得充满了救助的味道。当西方国家对非洲的贫困无计可施之时，今日的非洲，迎来了另一种力量成为主流的参与。“2000年，中国的公司只在非洲进行了两项投资；而如今，它们每年要在非洲进行数百项的投资。”（孙辕《下一个世界工厂》）贾志红所供职的公司即是其中之一，这是贾志红和她的伙伴们站在非洲大地上修路的时代背景。
　　贾志红笔下的路叫“二○八”。围绕这条路，她将中国在非洲低调而踏实的，已经持续布局半个世纪的努力，融化在她的同事老余对恩师徐先生的记忆中。《尼日尔河落日》这一章中，作者这样写道：“徐先生二十几岁来，六十多岁走，在这块原始而神秘的大地上修路、筑桥、建造大坝和大厦，他见证那些砖砖瓦瓦筑起这个国家的骨骼。他不曾摸过一砖一瓦，他的手白皙而细嫩，那是一双书生的手，无缚鸡之力，可是那一砖一瓦却牵扯着他的心，一牵扯就是四十余年。如今他走了，不是离开这块大陆，是离开更大的大陆——离开人世。在离开人世前他没有离开过非洲，离开人世后也没有。他长眠在非洲、长眠在尼日尔河之畔的水城莫普提。”作者将老余、徐先生和尼日尔河的落日联系起来，人会死亡，但河流永在，“尼日尔河落日壮美无比……把徐先生染红、把老余染红”。落日下的河流之美，映照的是徐先生、老余为代表的中国人在非洲传承式的付出。
　　这是《人在非洲》唯一一处可以追溯中国人进驻非洲的时间线，唯一一处间接的表达，其中的敬意和赞美隐匿而含蓄，深沉而辽阔。这样的写法书中随处可见。作者眼里，不仅看到了一个个为摆脱贫穷的生活而努力奋斗的非洲人，安贫乐道的非洲人，也感受到了很多女性由于比男性多一层来自习俗和宗教传统的束缚而更具求变的本能和愿望的努力。这是一群接受命运但蓬勃向上、充满激情的人。
　　如果说作者的笔触所及颠覆了我对非洲固有的刻板印象，那么作者从修建一条路的行业视角对国家、历史、民族关系的审视也一样给人以思考的空间。她多次提到“二○八”项目中方总负责人老何对法国同行所修之路的赞美，并在竞标成功后因为要打造一条不输同行水准的路的信念，在超过预算的基础上加大了“二○八”的修建难度，但最终完成了目标。时代浪潮下，我们感受到了行业人之间那种不分国界的惺惺相惜。这些行业人士对非洲真诚而不容置疑的专业精神，给了不同文明对非洲建设的力量始终注入着一种技术正义的色彩，这正是贾志红以文学进入行业领域的积极作用之一，她传递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打开的正常方式，传递的是专业与专业之间最高尚的道德水准，这种输出在意义的升华上，可以被理解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命题的一种人性化、形象化、行业化的注脚。
　　这条路上的西非人民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作者同样观察仔细。“村民们都爱戴老何，不论大人还是孩子见了老何，都笑眯眯地喊他‘谢服’，这是法语‘领袖、长官’的意思。”员工，厨娘，这是作者接触最多、重点着墨的非洲人群，除了令人欢欣鼓舞的正面影响，隐瞒怀孕怕被辞退失去生活来源而最终暴露辞别的阿娃，被挑选成为王总的司机后不再快乐唱歌的乌斯曼，却是作者笔下被同情的对象。这正是文学可以并应该抵达的所在，真诚的对于弱者的同情与善意，从对人的关照中发现一种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在贾志红看似无意，实则有意的笔触中，显得不那么突兀，却引人深思。
　　我在贾志红的散文中寻找到了真实、真诚、善良、美好，也发现了赞美、同情、怀疑的思考，希望在异域、行业、自然资源写作与文学相遇的路上，贾志红能够提供给我们更多的可能性。

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