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点点滴滴地滑落，在平日总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感觉，仿佛无从察觉、无从捕捉。默默地日子依次碾过春夏秋冬，不觉间走到了“年”。
　　有关年的传说各种各样。时间过得太久，现在的人们已经无从揣测老祖宗把365天里的某一天定为“年”，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原因了，此时坐在年头岁尾细想，这一年一路行来，我们已经走过了很多个民俗节日。这些特殊的日子，是结绳记事的先祖在岁月的长绳上打下的一个个结扣，它都是小小的结、不起眼的扣，脚步匆忙的人路过它，手掌粗糙的人捋过它，也许都没有太在意过它，但是，就算你是多么忙碌、粗心的人，你会忽略“年”吗？只要有一分可能，人们都会在岁月轮回的这个节点上，回到生养自己的家乡，看望自己的父母，在家谱前供奉、磕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嘛！一个民族骨子里的东西，如基因般稳固，不容错乱。
　　“年”是一天。古代称农历正月初一为“元旦”——“元”是初始和第一的意思。一年365个日出，唯有这认真照亮的第一个日子可以称作“年”；但是，“年”又太重要了，以至于它又不仅仅是一天。算来，年的脚步，从吃过“腊八粥”开始，就已经启程了。幼时记忆中，总是孩童的渴盼、倒计时和母亲的兴奋、紧张、忙碌，人们一过腊八就开始提篮携筐地赶集、采买了，从过年的吃食到大人、孩子的新衣，一样样置办起来。腊月二十三，是民间祭灶王的节日，也称小年，家家户户要在这天晚上剪纸马、买糖瓜供奉灶君，以便让他老人家嘴上抹了蜜，“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而一到这腊月二十三，“年”的鼓点就越见急促以至于有些散乱起来：“二十三，祭灶王；二十四，打扫房；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去赶集；二十八，胡拾掇；二十九，去打酒；三十黑夜包饺子；初一早晨撅屁股（拜年）。”而这段民俗所说，也不过是“年”的准备阶段，这个过程是忙乱的，并且专注于物质方面的准备，只有从正式过“年”开始，人们的精神活动才渐次展开。初一早晨，穿戴整齐给家中长辈拜年；初二早晨，到亲戚家拜年，或者朋友互拜。民间有过5天年的说法，初五才是年的最后一天，故初五又称“破五”。
　　“破五”作为年的最后一天，蕴含着朴素的、一脉相承的年文化。它是要破什么呢？
　　一是破禁忌。诸如初一到初五，妇女不可针线女红、不能随意出门、不能打扫卫生等等，这些规定都含有对妇女犒赏、保护的善意——作为辛勤的母亲，她们一年到头在家里劳作，相夫教子，缝连补缀，做饭洗涮，像陀螺般转个不停。谁没有见过母亲们深夜飞针或是鸡鸣早起呢？农耕生活固然艰辛，中国的妇女们却甘之如饴，她们是世界上最乐于为家庭、为家人奉献的一些人。
　　二是破穷、送穷。所谓的“穷”，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形容词，它还有形象的寄托。小的时候，尚有这样的仪式：剪上5个纸人，象征“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5个穷鬼，然后包上灰土、辣面、咸盐，绑在炮仗上到三岔口点燃，一声响，崩为碎片，“穷鬼”即为送走；送穷意犹未尽，还须把“黄白红黑绿”——如人们耳熟能详的关羽、赵公明、比干、李诡祖、范蠡——五路财神迎来。
　　中华民族幽默风趣、聪明智慧，总是能把一件很严肃的事用诙谐的语言表达出来，如将“破五”称作“泼污”，就是把家里的脏东西统统清理出去，让未来的日子过得干干净净、清清亮亮；“破五”还被人们称为“破吾”，就是说初六上班之后要不断地反省自己、寻找崭新的自我，破茧成蝶，一飞冲天。
　　吃罢了初五的饺子，“年”就算基本结束了。
　　对于两种人来说，“年”的意义格外不同：一是在外的游子，一是天真的孩子。年，是游子的关，不好过，又不得不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古往今来，多少负笈在外的学子、孜孜逐利的商客，在异乡的风霜里望月思乡、泪满衣襟，“年”之一至，这缥缈的“思”即可瞬间化为饱满的“行”。你看吧，火车站、飞机场、长途客运……到处人头攒动，人们拿出飞蛾扑火的精神，一头扑往家乡故土，这种摧枯拉朽、席卷一切的力道，试问谁与争锋？几天几夜在火车站滞留都不怕，平时在牙缝里抠出来的钱，此刻在归心似箭的人们眼里，都变成了轻飘飘的纸！回家，回家，只要能回家！回家的心情啊，有如急鼓重锤的擂响，有如脱缰野马的奔腾，成千上万个“回家”组成的“春运”，年年都是新闻频道里一个重要的话题。
　　年，对于孩子们来说，却是狂欢的节日。不用上课！不用早起！穿新衣、吃饺子、放鞭炮、接压岁钱！就算不小心打碎了碗，大人都会闻声赶来，柔声安慰：“碎碎（岁岁）平安……”无数颗稚嫩的童心，在寒风中手拉手起飞。
　　冯骥才说，中国民间文化就是中华民族情感的载体。这个“民间文化”中，传统节日无疑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而百节年为首，“年”在岁月长河中有节奏地溅起的水花，也负载着中国人最古老、最深厚、最复杂的感情。

梁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