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故乡时我才10多岁，距今已30多年了，几经搬迁，少年时故乡的伙伴终于都没有了联系。
　　去年的一天，有人加我微信，一看备注“赵疃红珍”，陡然一震：这是我童年的伙伴！尽管我们在一起只有一年的时间，但她是我人生中第一个闺蜜、挚友。
　　那是1978年，刚刚恢复高考，我的家乡山东海阳县尽管经济落后，但尊师重教却是刻在骨子里的民风，乡亲们不会去思考读书到底有没有用，他们坚定地认为：种地要有种地的样子、念书也该有念书的样子，学生不好好念书跟农民不好好种地一样，都不可原谅。
　　高考刚一恢复，符合条件的青年便纷纷报考，考生们大都已回村务农，大家都想去镇里或县城的高中复读，这是当年他们走出农村的唯一出路。但校舍有限，大部分考生进不了学校，备战高考只能在田间地头，这种情况下，教育局在一些初中设立了高考辅导班，名曰“戴帽高中”，抽调各高中的教师轮流去支教。
　　那一年，我妈调去了设在赵疃村的“戴帽高中”。赵疃村是著名的英雄村，电影《地雷战》说的就是这个村的抗日故事，电影也是在这个村拍的，我至今都记得《地雷战》里那些陡峭的山坡、葱绿的田地，以及茂密的树林。我家搬去赵疃村，我插班到了赵疃小学三年级一班，村子很大，三年级就有两个班，班里除我以外都姓赵，我是赵疃小学唯一的插班生。
　　彼时我家住在学校，每天放了学，我的同学们便像小鸟飞入丛林一样成群结队地湮没在村子里，而我则向相反的方向一个人溜溜达达地回家。回到家里，要么看小人书，要么拿着弹弓打屋顶的麻雀，每次飞出的石子刚能落到屋面，而麻雀们无动于衷，仅有一次打到了屋脊上，吓飞了一只麻雀；或者撒饼干渣渣引诱蚂蚁，尾随蚂蚁们找到它们的家，一个小洞竟有无数蚂蚁鱼贯出入，我怀疑小洞下面有龙宫一样神奇的屋子，于是我常常挖掘小洞，却一次也没发现神奇的屋子，甚至连一只蚂蚁都没挖出来，它们都去了哪儿？我早已习惯一个人玩的境况，在这之前也是一样，一直都跟着妈妈住在学校，没有一个小伙伴。我的玩伴是花草昆虫、一堆玩具、一堆小人书，偶尔还会有一条小狗。
　　有一天课余，我蹲在地上拿小树枝逗一条小草虫，把它翻成仰面朝天，等它挣扎着翻过身逃跑时，再把它翻回去，反反复复几次，这条小虫终于识了相，四仰八叉地躺着装死。这时，有人喊我名字，回头一看，是班里的一个女同学，她叫赵红珍，白白的，大眼睛，扎着两条短短的麻花辫，衣服穿得干净整齐。从此，我俩就天天在一起，除了各自回家吃饭、睡觉，几乎干什么都在一起的，说也奇怪，我俩一起无论干嘛都一拍即合，默契又起劲。红珍带我逛遍了村子的每个角落，以至于无论去哪我都熟门熟路。我对赵疃村的了解大都来自红珍，包括哪个民兵打枪最准、谁的爷爷最会做地雷、谁的爷爷炸死过骑大洋马的鬼子，等等。我的很多本领都是跟红珍玩时学会了的，比如认识了苦菜、曲曲芽、蚂蚱菜、荠荠菜、灰菜……知道了一种叫蹦根儿的草是最好烧的；我们一起爬树、爬草垛；去拍《地雷战》的山坡，模仿英雄爬到高高的石头上跳下来；我俩曾合作缴获了树杈上的一窝鸟蛋，红珍爬的树，我接应，她听说喝了生的鸟蛋能长力气，于是我俩当即分而饮之，喝完后顿觉力大无穷，然而依旧撼不动她家园子里的那块树墩子。
　　红珍学习很好，字也写得特别好，她的书本整齐有致，作业本总是干干净净，即使用橡皮擦过，页面也都是整洁的；当然，我学习也挺好，然而字写得歪歪扭扭，页面常搞得黑乎乎的，且还沾着橡皮屑，总是把书本窝成烂了的“千层饼”，红珍常常帮我把书本修复整齐、把本子上的橡皮屑清理干净。她还会包书皮，我的好多书皮都是她包的，她包的书皮四方四角很是熨帖。
　　那一年我长高了许多，本领也长了许多，我妈说从那年开始我饭量大增、健壮起来，很少生病了。那一年也是我童年中最丰富、最有趣、最难忘的一年。
　　然而，第二年我妈的支教工作就结束调离赵疃村了，从此，我跟红珍再也没见过面。
　　后来，赵疃村的学生来青岛看我妈，我打听过红珍，未果；之后得知，这期间红珍也一直找我，亦未果。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兜兜转转，我们终于又联系上了，算了一下，已经整整40年过去了。红珍过得很幸福，是村里的妇女干部，一直很优秀，四村八疃知名，威望很高。真为她高兴，也为她感到自豪。
　　前些天红珍蒸了一锅大饽饽、炸了一盆果子（白面跟地瓜面、芋头掺在一起发酵后油炸而成，软、甜、香且富有弹性），托大客车给我捎来；过不久，她又烀了一锅暄腾腾的大饼子，还有萝卜、韭菜、芋头、地瓜面、玉米面、豆面、银杏、红小豆、大公鸡等，装了一大箱子外加一大袋子，再托大客车捎给我。我知道，这些东西是红珍地里种植的全部品种，她跟我分享的是她全部的收获，如同童年时一样，毫不保留。
　　纯洁、无私的友谊总是令人感动。时间虽然淘汰了许多东西，但是，红珍与我的友谊却历久弥坚。既然再次联系上了，我便期待，等暖和了，约上红珍，一起把童年做过的许多事情再做一遍，只是不知道，当年我们爬过的墙还在不在？也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再爬上那些树？

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