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是党对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也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一个全新的命题。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3月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
　　在世界经济史上，许多国家出现过高速经济增长，但一般都不超过10年。而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被称为“中国奇迹”。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是，快速增长大多出现“经济起飞”阶段。国家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存在这样一个发展规律，即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为了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往往需要追求一定程度的高速增长来实现经济起飞。中国经济增长符合从量变到质变、再到新的量变和质变的经济演进的一般规律。在我国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发展更多表现为“规模扩张”和“要素驱动”。在“经济起飞”阶段，中国具有人口红利，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生产要素由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转移。中国在不断吸收来自农业部门的大规模劳动力的同时，释放出被传统体制压抑的生产力，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了经济超常持续增长态势。
　　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与数量型增长阶段相比，高质量发展具有全新的特点：
　　主要矛盾的解决方式，从满足于温饱转向人的全面发展。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已从较低层次的物质文化需求转向较高层次、较高质量生活的需求，反映了我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限制已从落后的生产力转变为低质量的发展模式，经济质量是关键。因此，必须以质量革命为主线，继续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产品的供给能力和质量，努力满足广大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美好愿景与强烈诉求。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这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目标不谋而合。
　　资源配置方式，从帕累托改进到帕累托最优。在数量型增长阶段，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的重新配置，通常导致资本回报和劳动报酬的提高。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颠覆性技术的涌现和应用不仅加速了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深度融合，使得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也让传统资源配置方式发生变革，要素资源范畴进一步扩大，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和战略资源，资源配置向帕累托最优演进。
　　国家治理方式，从数量型政策转向更加强调质量型政策。无论是经济的高速增长还是高质量发展，其本质特征都应是社会所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量的增加。在数量型增长阶段，主要依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这些数量型政策，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政策体系不仅需要数量型政策，而且更加强调质量型政策。因此，高质量发展更是质量与数量的统一，需要建立多层次、多维度的国家治理体系。在微观方面，要坚持市场标准，表现为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系统化。在宏观方面，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效率标准，以创新为动力积极释放经济发展潜能。在中观方面，要坚持结构标准，体现为靠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来实现速度。
　　对外开放方式，从流动性开放向制度性高水平开放转型。在新一轮开放中，中国要在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等规则层面深入融合全球化体系，通过“制度性开放”，进一步提高全球经济治理水平。如果说，通过上一轮的流动性开放，中国在全球资源配置中获得了商品、资本、技术等狭义的经济要素，那么在新一轮的制度性开放中，中国能够在全球资源配置中获得规则、管理、标准等广义的经济社会要素。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董小君
据2023年3月6日光明网-理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