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趁年轻，此间好奇心强，记忆力也强。20世纪80年代，这个年代的蓬勃岑蔚，玉声璁珑，或因与我的青春合辙，便格外不一样。
　　1978年，我已进入初中阶段的学习，社会上开始发行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书店门前甚至出现了罕见的排队抢购场景，过往交通为之堵塞，渴望高考上榜的青年甚至将买到这套书与能否考上大学联系到了一起。这套书在县城新华书店的供应从未全过，而托关系买到的，印制质量也不很高，一本书中往往出现几种类型的纸，颜色深浅不一，克数也不一。与此发行前后，开始重印《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子夜》《家》《春》《秋》《悲惨世界》《神曲》《一千零一夜》等一批中外文学名著。其善自然也是热销，但毕竟与现实有些距离。直到1979年，《第二次握手》的出版，改变了这一情形。
　　自1982年开始，太原五一百货大楼门前每至周六晚上，便有小贩兜售图书。一部《射雕英雄传》被装订成20多册，5毛一本，在当时7分钱一碗浇肉面、5分钱一个大馒头的水平线上，简直天价，却是看完第一本，便想看第二本。看惯《雁翎队的故事》《沸腾的群山》《新来的小石柱》《激战无名川》《金光大道》《桐柏英雄》之类的小说后，感慨小说还能这么写。所谓世界思潮的涌入，或是从读言情武侠小说开始的。武侠小说是男同学的最爱，而女孩子则喜欢三毛、琼瑶，《撒哈拉的故事》让人感受到了地理名词之外感性的阿拉伯世界。
　　1984年前，太原最大的五一路新华书店也不过360平方米的营业面积。室内面积不够，只能拓延至室外。每每各类报刊举办知识竞赛，这家店门前都会聚集起无数的人来，讨论难题，对照答案。其间或有雄辩者滔滔不绝。
　　小说热度，始终不减。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谌容的《人到中年》、刘绍棠的《蒲柳人家》、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张贤亮的《龙种》《绿化树》、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冯骥才的《神鞭》、贾平凹的《天狗》、王安忆的《小鲍庄》、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郑义的《老井》等，伊始热销。后来我读过卡夫卡等人的西方现代派小说后，便对这类讲故事的作品不再感冒，故这些小说成了我读的最后一批虚构类作品。
　　1985年，以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为代表创作的港台武侠小说，迅速热销，由此也带动了旧武侠小说的重新出版。旧武侠小说、公案小说开始大量出版。热销小说有《三侠五义》《封神演义》《杨家将演义》《侠女奇缘》《侠女风月传》《济公传》《龙图耳录》《彭公案》《施公案》《呼延庆打擂》《西游补》等。
　　20世纪80年代周围读书的朋友，可以不要生活，却不能不要读书，见面论文，交流心得，相识不相识，置喙插嘴，接力话题，推心处交浅言深，辩至面红耳赤，抃笑而散。
　　并州路11号出版社大院对面的那家小店，招牌即“文史书店”，卖书人是一对操河南口音的父女。小店里没有那种刺眼的烂书，只有你感兴趣和不感兴趣的书，现在我书架上仍能找到从这家店买到的书。购买这些书，多出于盲从，那时的年轻人见面，闲扯几句后，总能拐到读书上，扯到哪家店进了什么新书。尽读奇书，多交益友，因常在同一家店照面，许多熟悉的陌生人难免聊聊读书的心得，热烈处，生性好静的老板也会插上几句。柳巷北口的“尔雅书店”，就位于那两棵唐槐之下，老板是我的熟人，科班出身，爱书，人厚道，所以不几年即能脱颖而出，成为当地的名店大店。类似的小店不计其数，后来，旧城改造步伐加快，这些小店东搬西挪，最终不知所踪，不免让人伤感。
　　经过一个年代，便是经历一场体验。那个年代所读的有限几本书，内容漫漶，甚至书名也已不确，只遗下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等的花样名词，但不盲从、不轻信、不世故的内质，已然信条。浸淫既久，自居其类，虽无千锤百炼的严格训练，外在文字，已化作心中的力量，造就出一个内在不同的人。假如没有读这些书又会怎样，自己会是一个怎样的状态，难以想象。20世纪80年代版本的旧书，插满了我的书架，舍不得更换，因为里面夹的全是自己的青春。

介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