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玉县位于山西省西北边陲，隶属于朔州市。北与西北以古长城为界，与内蒙古的凉城、林格尔县毗邻，东连大同市左云县，南与山阴县、平鲁区接壤。1962年,右玉县大川村南约三里沟北的一处断崖上，因雨水冲刷断崖，导致部分铜器塌落入附近的沟内，共发现出土了一批西汉铜器,计有4件鼎、1件盘、2件筒形胡傅铜温酒樽、1件盆形胡傅酒樽、1件铜环。4件铜鼎形制基本相同，均为附耳，蹄足，鼓腹，敛口，有内唇，腹部饰薄的脊棱。根据考古现场勘查，没有发现墓葬的痕迹，应该为一处铜器窖藏。1963年这批珍贵的铜器入藏山西博物院。
　　胡傅铜温酒樽，国家一级文物。腹部饰上下两层动物纹，有虎、羊、骆驼、猴、龙凤等神异动物十余种。器口与盖下口沿阴刻铭文：“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造”。器型端正大方，纹饰精美，动物形象逼真。
　　山西博物院藏的胡傅铜温酒樽、胡傅酒樽体现了浓郁的草原风格，表现了时代艺术和地域特色。两件胡傅铜温酒樽的纹饰较深、浮雕刻模法铸造而成。在纹饰形象的刻画方面，充分结合了自然仿生学的特点，动感十足，圆润有力，富有魅力。对于不同的鸟兽，分别刻画出其神情动态。上层纹饰构图中的猛虎追羊，不仅刻画出羊被追时的惊慌失措，旁边的一兽也表现出惊慌之态，气氛十分紧张；另一组构图布局，则表现出悠闲自在的画面，一虎回首盼顾，一鹿则翘起右后蹄，轻松自在，猿猴拿着一枝鲜果，情态欢悦。背部长着翅膀的异兽，正在蹑步款足伺机捕获鹅鸭。其余还有奔兔、跃牛、高翔的禽鸟等等，具有草原风情，匠心独具。
　　胡傅酒樽纹饰彩绘有虎、象、鹿、马、兔、羊、骆驼等。彩绘画法是用纤细的墨线构图，再填白、红、黑等色。纹饰构图与胡傅铜温酒樽相似。
　　胡傅铜温酒樽、胡傅酒樽在造型方面又具有中原风格的典雅厚重之风，反映了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互相影响，互相融合。
　　铜温酒樽铭文中称“中陵胡傅”，铜酒樽铭文，勮阴阳城胡傅，皆为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同时所造，胡傅当为造器的人名。
　　铜盘上面的铭文:“上郡小府”，当为上郡太守官署中少府所造，与胡傅铜温酒樽和胡傅酒樽两件青铜器不是一回事，但推测制造的时代可能相同。在汉代，少和小两个字是可以通用的。考古专家推断，它们来源于陕西榆林，而且这批青铜器也并非从古墓中流出，因为考古队未从其上发现任何墓葬的痕迹，不是陪葬品，那只能是窖藏了，古人保存宝藏除了作为陪葬品外，还有一个方式那就是窖藏，例如震惊世界的西安“何家村遗宝”，就是典型的古代窖藏。关于青铜器窖藏的主人，据考古专家推测：一定是富贵之人，因为在西汉中期之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一些贵族与有钱人，开始以收藏古董为乐，所以考古学者、商代青铜器研究专家高成林先生，推测这两批青铜器的主人，应该是西汉某位喜爱收藏古董的贵族；在其死后这批窖藏也随之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所幸两千多年后，这批宝物又得以重见天日，可谓是十分幸运了。
　　汉代青铜器上的鎏金工艺，既反映了青铜器制作表面装饰技艺的进步，又具有丰富的时代风俗。两汉时期帝王诸侯等贵族使用的珍奇铜器上常施以鎏金工艺，《史记·封禅书》：方士李少君对汉武帝曾说“祠灶则致物，致物则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则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汉代统治者使用鎏金青铜器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奢侈生活的需要，更是为了延年益寿、封禅成仙。可以说胡傅铜温酒樽和胡傅酒樽是高超技艺、艺术、文化风俗的物质反映。
　　胡傅铜温酒樽还有一只异兽“九尾狐”的图案。在《山海经》中，关于“九尾狐”有这样的记载：“青山之丘，有怪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但是九尾狐不是九条尾巴，而是在一条尾巴下面，有九条下垂的“小尾巴”，就像是流苏一样。这为我们提供了九尾狐真实的艺术性形象。体现了丰富的自然洞察力和高超艺术创造力。这也是草原风格的艺术化反映。同时九尾狐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古人的一种自然观，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
　　汉代时期，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山西青铜器的发展已经到了实用化。右玉大川村出土的胡傅铜温酒樽和胡傅酒樽，以及铜盘就是实用化的青铜艺术杰作。其表现出的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融合的特点，高超的艺术创造和制作技术，以及铭文所承载的厚重历史人文，堪称汉代青铜艺术和技术的典范之作，有着重要的价值。

胡春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