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冬至,离年关就近了。以往对冬至的记忆是背着书包,还未走近家门口,就远远闻到了一股香喷喷的油炸味,这是母亲提前炸好了油糕和油坨,放在一个陶瓷盆里,盖一层纱巾,纱布上面用锅盖压紧达到保温,炉火上熬着热气腾腾的小米粥。母亲从窗口的玻璃上看到我回来了,或许她并没有看见我的身影只是听到了我欢快的脚步声,我的母亲便会利索地走到炉台前,踮起脚尖、小肚腩扛住炉墙,牙一咬就把一大锅粥提起来放在另一个炉坑里,燃烧正旺的炉火烤在母亲慈祥的脸上,映得红彤彤的。我一进门心里就油然萌生出一股莫名的喜悦,边叫着母亲、边围着灶台,看着她熟练地炒菜,舀汤,把油坨、油糕拾在一个纸糊的浅子里。我端着浅子放在炕头的小方桌上,两三米的长度还不忘跳两步、扭一下屁股,给母亲做个鬼脸。那时刻,父亲坐在热乎乎的火圪头满脸幸福地看着我,他伸出手接过我手里饭菜,我也不全放在他的手里,我自顾自地放在餐桌上,母亲直接从炉台上方抓一把筷子递给父亲,父亲坐在堂上给我们发筷子,母亲把一切都做好后就背靠在炉台和炕台中间的地方坐下来,我坐在炕中间,全家人围着小方桌边吃边聊,说起年迈的邻居奶奶,母亲便会拿上油糕和油坨,加上一碗粥给她送过去。母亲说人都有老的时候。可惜,邻居奶奶的老却给人们留下了深深地烙印,那是我考上学校的第二年冬天的事了,第一年年假回家时,老奶奶专门来我家里看望我,她抓住我的手,搓着手心说:你妈妈养了你有福了。她非要叫我和母亲去她家里吃饭,她说,她都这么老了,再不叫我们吃顿饭,恐怕此生就没有机会了,不能如愿她死不瞑目呀。第二年回家问起老奶奶的情况,母亲说,老人家在家里悄悄地死了,她的儿女们知道时已经死去了好几天,谁也不知道她具体是哪天离开人世的。
冬至虽然不是团圆节,但是,这一天很多人家不管在不在一起都会从不同的地方赶回到家里,吃一天节令饭。母亲说老年人流传下来的话,冬至这天吃煮饺对女娃娃好、吃麻麻(爆米花)对男娃娃好、吃油坨对婆婆好、吃糕对全家好。所以,母亲天不明就起床,摸黑张罗着一天的饭食,要炸油糕、油坨、炒爆米花、包饺子等,早晨我们还没起床时,母亲就炸好了油坨和油糕当我们的早餐,并把做好的爆米花倒在一个盆里,临出门时,大家就随手抓一把装在兜里边走边吃;如果时间充足,母亲就会炒各种豆类的爆米花,比如大米、玉米和黄豆,我最喜欢吃的是黄豆,炒出来的又香又脆,非常精到可口。在村里,只要哪家里炸了油坨,远远地就有一股油坨的香味弥漫在空气里,那些嘴馋的人也会闻香前来蹭一顿饭吃。不管是谁前来,母亲都会热情招待,母亲的贤淑和大方也随着时间推移留在了我们那个小山村以及方圆几十里。
油坨和油糕各有不同的口味,吃起来各是各的香:油坨是咸的,虚而软;油糕是甜的,外脆内软,两种食物的做法截然不同。油坨的做法是舀几碗白面,拌入捣碎的葱花和花椒面搅匀称,用一勺开水、一勺凉水交替烫在面中,揉成面团,等份切成面旗子,用纱布盖住醒半个小时,拍成饼放入烧红的油锅,炸成姜黄,吃起来又酥软又浓香,把油坨掰开从里边翻出,呈现出蜂窝似的形状,加上一股淡淡的花椒、葱花、大料和菜籽油烧熟后的香,那是母亲的味道,是多少年后我一直在寻找的故土上的乡情的味道;油糕是用温水把软米面和成面团放入蒸锅蒸熟,拌入少许白面和白糖揉匀,上面抹一些熟油,揉光滑,搓成长条,用一根线等份分成小面旗子,用切菜刀的侧面抹一些油,把面旗子全部压扁,包入玫瑰糖馅,捏成煮角形状,放进烧红的油锅,炸出来的油糕外面有一层脆生生的泡泡,咬一口就流出一股玫瑰香的糖汁,舔进嘴里,蜜汁的甜把我带进了久远的年代,那是有母亲、父亲的日子,有黄土碾光的麦场和红彤彤、热乎乎的炕头,母亲烧暖了窑洞,添柴加炭把日子烧得红红火火,家里弥漫着满满的幸福和兴旺。
那个冬天特别冷,我跟随比自己大3岁的堂姐去城里看戏。我经常跟着堂姐去邻村玩,时间长了胆子也大了,我们就一同去远村割猪草、看电影、看戏、看耍猴子、看耍杂技,一直到后来去县城里赶集,城里有唱戏的、说书的、放电影的、玩皮影的,五花八门。经常是,母亲在炉台前忙碌着,只要姐叫一声我就跟着走了,我们推开门打个招呼,也不管她同意不同意;如果母亲正巧不在家去了地里,我们就自顾而去,也不怕家人担心,反正看完电影或者看完戏晚上就赶回来。那年我还没有上学,大我3岁的堂姐也没有去学校,她叫我去城里看电影《泪痕》,我就跟着去了。我们手拉手先跑到离我们村最近的一座煤矿,煤矿出煤的场子很大,有很多拉煤的车,从煤场子的东头排到西头,姐说,那辆带翻斗的拉煤车是我们村学校里一个女老师的男人开的,我们全村人都因为有了这个女老师、有了她那开拉煤车的男人,而比别的村人优越了很多,大家随时都可以跑到这座煤矿等女老师的男人来拉煤,然后坐上他的车到电厂,从电厂进城就不到10里路了。大家很乐呵地从电厂下了车,一路说笑着就走到城里,相比以往从村里往县城走近了很多。女老师的男人几乎每天都要到我们村附近的煤矿来拉煤,有时候他也会把装上煤的车开到学校的操场停下,去女老师房间坐几分钟,这一坐,正巧遇到几个去城里的人搭上了顺车,这是我们村的一件幸事儿,大伙都知道,我们小孩子自然也知道了。
那次我和姐没有等到顺车,我们直接去煤场那里在很多拉煤的车里找,当然有时候找不见那辆翻斗车,我们就爬上另外的车,司机高兴时就拉我们一程,不高兴就把我们赶下来,我们就只好灰溜溜地、满脸煤黑地回家。那次很巧,我们刚走到煤场,就看见女老师的男人站在煤场上,手上的白手套已经变成了黑色,即使没有太黑的地方也已变成了浅黑色,他歪着头指挥着铲煤工把煤炭垒起来,几乎越过了车槽,等到他上了司机楼,我们俩便迅速地跑过去上了煤车。我们像两朵花扎在煤堆上,女老师的男人从后视镜里看见了我们,他又跳下司机楼,黑着脸,极不高兴地从司机楼里拉了一张塑料袋扔在车上说:蹲下来,蹲低一点,抓紧!小心送了你们的小命。我和姐姐蹲得很低,手紧紧地抓住车槽上的钢架,脸背着不让风打。那天进到城里天色已晚,《泪痕》已开始播放,听说礼堂里的大戏还没开始,我们匆匆找到在城里上班的爷爷找了两张戏票,是《三请樊梨花》。当年能进城坐在大礼堂里看戏相当于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那可不是一般的荣耀,而且爷爷给我们的票还在前面的中间位,那个晚上,我和堂姐兴奋得手舞足蹈,即使整个礼堂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影,我也觉得自己的座位上有一道微亮的光影,我感觉所有看戏的人都能看见我。我的座位正对着“樊梨花”舞台上的正中间,她委婉动听的唱词不仅仅打动了全场人为她喝彩拍手,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那个晚上戏唱完已经半夜了,我和堂姐没有办法回到30里外的家,我们俩只好回到爷爷家里,两个人颠倒着挤在爷爷家不到两米的小炕上,炕头还有爷爷、奶奶、叔叔和小姑。那时候人情味很浓,奶奶的热情几乎招来全族人的光顾,只要有集会、庙会,村里的大大小小婶子嫂子、姑姑奶奶们,就会成群结队地去爷爷家搭个间歇,谁也没有觉得扰乱了他们的正常生活,就是爷爷奶奶他们也习惯了整年整月、一年四季招待老家来的亲戚,我这个排行最小的小字辈从几岁便开始了不远几十里去城里赶集会、看戏、看电影、看秧歌、看耍猴,天气晚了就理所当然地住在爷爷家,第二天和姐姐跟着爷爷去上班。一路上爷爷逢人就打听,想要能搭上顺车,拖拉机可以,拉骡子的车也行,当然,运气好了便会搭个下乡干部的小汽车,我们坐着小汽车回到村里,那风光不亚于考上大学回来。小汽车停在村头,司机下来双手捧起我跳下车,又双手捧起姐姐跳下车,我们心里美滋滋的,感觉那双大手像父亲般可靠。我们蹦蹦跳跳一路欢歌地跑回家,一进院落,母亲便泪眼婆娑地迎上来:“我女,跑到哪里去了?”我扑在母亲怀里,母亲吃力地往起抱了抱:“长大了,妈都抱不动了。”我勾着母亲的脖子回家,一五一十给母亲讲我们去城里,怎么搭的车、怎么误了电影、怎么找到爷爷家、爷爷拉着我们去戏院……母亲没有一句嗔怪,她脸上始终挂着微笑,静静地看着我说:回来了就好,你看今天妈给你准备了什么?母亲从锅头揭开陶瓷盆上的锅盖,拉到炉台边,油坨、油糕、油炸卷,我坐在炕头暖着身子,看着母亲给我张罗饭食,心里甜透了。
母亲说,她知道我一定会很早就回来的,因为这天是冬至。这一天即使家里很穷困,母亲也会想方设法给我们炸油坨和油糕、包饺子;如果没有肉馅,母亲就用炼猪油剩下的油渣配酸菜做成酸菜馅给我们包饺子吃,酸菜馅的香美至今都让我回味无穷。
那年以后,每年到了冬至这天,我都会从不同的地方赶回家吃母亲包的饺子、炒的麻麻、炸的油坨和油糕,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母亲已经离开了,我却依然按照母亲的做法,坚持着。
裴彩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