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说话剧《晋绥儿女》

　　哭了，这是从剧场走出来的观众对话剧《晋绥儿女》的浅层次评价，却也是最直观的第一感受。
　　多年来，大众对红色题材作品抱有的期待逐年递减，许多假大空的、形式大于内容的、口号多于故事的，甚至是堪称雷剧的作品，影响了观感和审美取向，人们对同题材作品保持着一定的警惕。
　　没想到的是，此剧一举碾压省内甚至国内同类型题材，把观众惹哭，把专家征服，获得相当好的口碑。
　　当然，哭，只是人们在故事和情节推到极致时的自然情感外露，但这哭的背后代表着剧中人物设置合理、人物特定情境发生时的心理动机有理有据有序推动，以及触及了人类共同情感。
　　人类共同的或者共通的情感是什么？
　　明月几时有，此事古难全，是共同的；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是共同的；张生与崔莺莺共赴西厢是共同的；赵氏孤儿的故事里，程婴等义士赴死是共同的；《流浪地球》中，带着地球逃离太阳系的悲壮是共同的，这共同的情感是夫妻情、儿女情、爱情，也是相聚后的别离，是舍己为人的奉献，是家国情和天下大义。
　　反映到剧中，就是李清河只想守着78盏窑洞里的灯火，而违心地不想去运粮；就是王运波拖着残疾的腿，走向运粮的山高水长，却为了保住粮食而献出了生命；就是为了打通运粮道路，几百个战士全体牺牲在小南山的战役中后，亲人们来拣起了一件又一件棉衣……
　　全去了，都走了，运粮的百姓也牺牲了不少，这是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晋绥边区乃至整个山西的付出，那些甚至没有来得及多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的人，就这样都离开了，他们没有说过大话，有的也没有接受过儒家教育，却能在民族危难面前，激发出属于中国人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激发出千百年来，中国人代代不止的爱国情怀。
　　这些走在“吕梁山高，汾河水长”中的人，都是小人物，小女娃王玉梅是，李家窑的李清河、李家宝是，巡检司的王运波、徐全有也是，他们微小到不可能在史书中留下名字，甚至只能“青山处处埋忠骨”。
　　他们生活的时代，是我们历史上最关键的生死图存时期，他们生活的地域，就在我们广袤亦贫瘠的晋西北，荒凉的大山里，雄风劲吹，河水流淌，大事件来临时，每一个微小的人物都无处躲藏，只能迎难而上。
　　都是真实的。
　　晋绥边区的称谓从1943年11月一直到1949年2月，时间只有5年多。故事就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对陕北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胡宗南以优势兵力进攻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成为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临时驻地。同时，晋绥边区还是西北野战军唯一的后方，作战所需要的粮食和大批物资，除战场缴获外，都需要通过晋绥边区来运送。晋绥边区人民把自己的亲人送到了西北野战军，上了战场，全边区150万人口，到后来敌人将全部县城占领，只剩下20万人口，西北野战军主力则从2个纵队又2个旅2万余人发展到5个纵队11个旅6万余人。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地方部队2万余人的粮食供应也主要从晋绥边区调运。可晋绥边区土地贫瘠物产稀少，粮食产量有限。1947年，晋绥边区又遭遇特大旱灾、洪灾、雹灾，生活十分困难。边区领导绞尽脑汁，从晋中、晋西南甚至河北和河南购买调运粮食，在全境设立兵站，仅一次就动员30万群众、4万牲口背（驮）运，采用接力运送的办法，基本解决了西北野战军和各党政机关的粮食供应。这些粮食都是晋绥边区人民从千里之外运到陕北的。除了粮食、弹药，晋绥边区还承担了西北野战军的大部分军服、军鞋供给。仅1947年，晋绥边区就提供棉军装6.5万套，棉鞋16万双，保证了全野战军指战员每人1套棉衣、2双棉鞋。1948年，晋绥边区为西北野战军提供军裤13.54万条，军鞋87万双，棉被13.6万床。可以这么说，晋绥边区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宁，保障了延安与各解放区以及苏联的往来通道，支援了整个解放战争，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所付出和所牺牲的也是巨大的。
　　本着尊重史实的原则，全剧两条线展开，一条线是普通人民为了运粮所要经过的波折，另一条线是情感纠葛中的两个男娃——徐全有和李家宝，他们从争争吵吵，又到双双牺牲在战场的经过。两条线的目的是一样的，要把粮送到陕甘宁边区去，两条线的内核也是一样的，在战争年代，不论离战火有多远，都得有为民族解放、为改变命运的全力以赴。
　　两条线交错进行，却又不可分割，你是我的前因，我是你的旁枝，矛盾纠葛因特定的人物设置出现戏剧化、喜剧化和悲剧因子，让观众获得第一重赏戏的愉悦。又在一个矛盾解决之后马上递增下一个矛盾，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开花后，又要有适当的反转，并不时传递出正确的价值观来，观众获得第二重的赏戏意味。不得不说，编剧是高手，用编剧技巧和真实情感，编织出一张密匝匝的网，让人进了剧场，只能跟着他走，在经过酣畅淋漓的情感冲突之后，等回到家中再回味，他起心动念是要给你讲一个故事，一个晋绥边区的故事，这已是第三重赏戏成果了，看山还是山。
　　时间是箭矢，尾羽一动，便以此去经年，时代翻篇了，史书上写下的事件都是大事，记下的人都是大人物，那些微小的人物被遗忘是正常的，民间该有的表情无法被收拢进文字及记忆中，可那些真实发生过的悲悲喜喜、哭泣和伤痛、生生死死是如此的生动。我们的文艺作品很长的时间段里，也关注战争本身，却未关注到这么一个短短的5年多时间里的晋绥边区，未触及此时奔波在山水迢遥中的生动表情，所幸今天有了这么一部话剧，我们借以这样的荡气回肠，回返历史现场，去寻找那些失去了名字的英雄，去打捞那些注定不被人铭记的话语、模样、手势、爱恨和奉献。
　　伞头秧歌、临县三弦，作为地域文化元素对地方背景的衬托，是如此的相得益彰，那就是晋西北人们骨血里的东西，跟贫瘠的大山、默默的奉献一样，是刻在骨血里的，扩而展之，那是中华精魂，是千百年来我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勇往直前永不退缩的写意代表，包括版画式的整体舞美，都是承袭传统文化的抒情性和写意性的艺术外化，也是精神外化。
　　大背景是历史浩荡，小切口传递民族精神，可感可触亦动人的小人物情感，满足了人们的情感需求和审美愉悦，无疑，《晋绥儿女》是成功的。
　　若要挑点毛病，三弦演员出场次数过多，尤其是王运波牺牲那一场，一句三弦就冲淡了现场精心酝酿的情感，把悲伤带走了。改之即好。

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