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也叫“大河”，是我们华夏族生活的北方土地上跨度最长又波澜壮阔的一条河流。在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中，她的名字叫“河”。在很早的年代里，华夏先民生活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黄河中游一带。黄河从青藏高原上巴颜喀拉山脉发源而来，上游水流尽管像奔腾的野马一样，但水质却是清澈的，是带有绿色的。当她刀砍斧劈般冲出黄土高原时，那些大量泥土沙砾就会被迅猛地裹挟进来。既而，她一改上游的容貌，以绚丽的橙黄色调让人们感受着她有别于其它水流的特殊性情。
　　那是一个她恣意流淌咆哮的年代，也是尧帝、舜帝和禹帝带领人们与她最初周旋的年代。为了能有一个很好的生存条件，华夏先民原始的命题就是怎么能采取有效的办法与她和谐共处。面对她的纵情驰骋，华夏先民没有畏惧，更没有退缩。他们的选择，是敢于挑战，迎难而上。他们经历了太多的艰辛，付出了太多的生命代价，总结了太多的经验教训，最后得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才破解了这个最大的课题。他们采取“导引疏通”的办法，最终战胜了自己，创造了能够和她相依共处不离不弃的生存基础。
　　一个“几”字形的美丽图案，从那个时候起就定格在华夏九州的七彩版图上。她的神奇魅力，在于形如蟠龙的九曲十八弯。每一曲一弯，都承载着华夏先民的奋斗精神，都彰显着华夏先民的勤劳勇敢，都映照着华夏先民迸发智慧、创造自己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璀璨光芒。
　　“普天有道圣人生，大地山川尽效灵。尘浊想应淘汰尽，黄河万里一时清。”这是古人的一种梦想。他们始终希望，能生活在一个像尧、舜、禹治理天下的时代。而他们又常常感叹，果真有圣人出现的时候，除非是万里黄河一下子变得清澈了。在这一点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人们对黄河情感的深厚程度，而且更能深深体会到人们对“河清海晏”的太平时代充满着多么强烈的期望。
　　自古以来，黄河中下游水流都是附着大量泥沙的。倘若有一天，人们真的发现她与往常不同了，突然变清了，那都是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上游水量减少，而流经平原地带泥沙容易沉积下来所形成的短暂影像片段。
　　只能说，华夏大地特殊的地理构成加上劳动人民的勇于创造，才孕育了这样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华夏先民在与她建立深厚感情的过程中，饱尝了太多的喜怒哀乐。但她反哺给华夏先民的精神财富，却是巨大的，是任何事物都替代不了的。
　　华夏族群围绕着她，走出了一条数千年文明的道路。华夏先民在她的哺育下，思维更加活跃，思想更加智慧，斗志更加饱满，凝聚力更加强大，创造力更加丰富。但人们在内心深处，始终对她保持着十分的敬畏。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把她称为“浊河”。之所以这样称呼，或许跟这个当时扰攘纷杂的社会环境有着一定的联系。人们对她充满了渴望，期盼着她能呈现出绿色的波涛，不再迭起汹涌的泥浪。可以遥想，当年那位秦后子为了逃国而面对她的茫然和无奈。但他最终向自己发起了挑战，利用聪明智慧架设了一座浮桥，这才履险如夷地跨过了这道天然鸿沟。而这鸿沟，又几尝不是人生历程中的艰难和险阻呢？
　　人们清楚，希望归希望，倘若有一天她真的改变了容貌变得清澈了，那就不是她的性格了。她一次次的决口改道，给人们带来的是惊心动魄和重建家园。但，人们从来没有从心理上对她表示痛恨。人们只知道，这是她给予人类的生存考验。人们理解她，也包容她，对她的情愫只会越来越浓，越来越深，越来越近。因为人们用聪明的智慧告诫自己，她是华夏族生活土地上的一条“动脉”。她的存在，就是华夏族代代繁衍生生不息的基础和根脉。
　　春秋时期，秦后子在黄河上建造的河桥，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但由于它消逝得太快了，恐怕也只有秦后子的团队亲眼见过它横亘天堑的恢弘气势。尽管如此，它都是曾经骄傲的存在。但是，抛开“秦晋之好”不说，秦国和晋国那时候也不可能因为这道天然鸿沟就“老死不相往来”。因而，人们就发明了船只，既可以捕鱼采莲，又解决了水上交通的困难。
　　到了战国晚期，秦国经过改革发展具备了统一六国的实力。尤其在军事方面，已经是锐不可当的了。上世纪70年代，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境内发现“秦俑坑”的壮观场面，就充分见证了这一事实。当时，秦国的主人、后来的始皇帝，他的政治目光深远，又得到了军事家尉缭和政治家李斯等组成的智囊团鼎力支持。他们仍然采用之前的“远交近攻”方针，从公元前246年开始了“逐个击破”的军事行动。
　　魏国和秦国距离最近，黄河是他们的分界线。但秦国的主人并没有因为这道天然鸿沟，就改变“近攻”魏国的行动计划。就当时而言，魏国的国都在近百年前早已从安邑（今山西省运城市夏县禹王乡）迁到了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本来作为他前哨阵地的“蒲邑”（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这时候却成了他的后防。或许，他们以为滔滔黄河就是护卫国土阻拒敌人的天然屏障，以为这个霸业在西戎的国家不具备吞并各个诸侯国的军事实力。等到秦国又一次在这里的黄河上建造了一座浮桥，天兵天将下凡一样进攻到蒲邑地面上的时候，他们这才如梦初醒，实在是管中窥豹小觑人家了。
　　大禹当年凿“吕梁”，打开了黄河向前奔流的通道。这个地方，就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市和山西省河津市之间。黄河犹如一条巨龙，从谷口腾跃而出，这一区域就被人们称为了“龙门”。当然，人们不能忘了大禹的功劳，也把这个险峻的谷口直呼为“禹门口”。对于普通百姓，只是在心里深深记住了“禹凿龙门”的故事和精神。
　　天地人，自然界的所有一切，其实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命运共同体。
　　秦国实施统一六国计划，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数百年混乱的社会局面，已经太久太久了，太需要进行一次大整合。但这个使命具体由谁来完成，则要看谁的政治远见深邃，还要看军事方面有没有实力。
　　可以想见，为了下好走稳这步棋，秦国的政治和军事团队，经过了怎样的殚精竭虑，研究了多少次战略地图，进行了多少次作战部署。仅收取一河之隔的魏国地面，在滔滔黄河上修建浮桥确保进军通畅顺利而言，那气魄和实力就简直令人惊愕和叹服。实质上，更让其他几个诸侯国措手不及的，则是秦国通过魏国的蒲邑、安邑一路北上，径直夺得了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地盘。这一缜密的行军策略，直接切断了燕国、赵国与魏国、韩国之间的联系，并形成了对赵国、魏国、韩国侧翼包围的战略态势。尽管，为打破这一局面，他们几个诸侯国匆忙着手进行“合纵”，却已为时晚矣，再怎么加强军事联合，都被秦国的马前卒牢牢牵制着，完全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逐个被灭亡的命运，已成定局。
　　黄河从内蒙古和山西交界处的老牛湾直抵龙门，一路上浪淘沙洗，都是南北流向。再往前行，来到华山和中条山（首阳山）的大峡谷地带时，便折成东西向了。这一段河流，基本上是在平原上行走。因而，她的神态显得有些矜持，脚步比较沉稳。比之上游的壑谷逼仄狭长，仿佛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缓歇的温床。她展示给人们的近乎是一种静态之美，安详中包含着慈爱。她袒露着宽广的襟怀，让两岸人民尽情地吮吸着甘甜的乳浆。也因此，这里在很早以前就有了人们习惯于口头称呼的地理名称——河东和河西。以战国而言，当时的秦国就在河西地盘上，而河东地盘便是魏国了。当然，这都是广义上的一种地理称谓。从狭义的角度讲，历史上的河东，指的便是今天的山西省永济市。
　　秦国要结束诸侯混乱的局面，突破口就是河东。他们从河西而来，第一个攻坚的目标却不是河东，而是水深流急的黄河。
　　他们知道借助河水浮力的作用，加上缆绳的拉力，以及两岸锚桩的定力，才能把设想变成现实。因而他们所建的浮桥，是一座“缆绳连舟”漂浮于河面的桥梁。在他们心里，这是一座通向胜利的桥梁。有了它，渡河就不会战战兢兢，就不会涣散军心。一定意义上，他们惊人的智慧就是华夏族利用黄河天险的具体表现。
　　公元前221年。这一年，被战火熏染了两个半世纪的华夏大地，终于告别喧嚣迎来了宁静。
　　秦扫六合，华夏大定。车同轨，书同文。接下来，这位始皇帝就要学学远古帝王去封禅泰山了，要向他的所有臣民炫耀 一下自己的功德伟业了。
　　封禅泰山礼毕，在銮驾返程过程中，秦始皇来到山西境内“登临太行，巡视上党”，随后进入了河东地面。
　　面对蒲邑的军事战略地位，遥望自己兵马修建的浮桥，远眺卷沙涌浪的滔滔黄河，这时候秦始皇怎能不发一番感慨呢？史籍记载，他当即命令随从将“蒲”改名“蒲坂”。坂，指的是长长的斜坡。这不是分明在说眼前的浮桥吗？这桥，由于飘浮在河面，又要经受北来水流的冲撞，自然又是曲形的。在他的心里，这桥就是通往自己帝都的“天桥”。
　　蒲坂县，就这样走进了历史。
　　我们常常所说的“舜都蒲坂”，都是秦始皇将“蒲”改名“蒲坂”后史学家对这块地方的考证定论。在秦朝之前，今山西永济市就叫“蒲”或“蒲邑”。而这时候，它只是秦朝河东郡（治所在安邑，今山西省夏县禹王乡）的一个属县。
　　一个城邑，一条大河，一座浮桥，承载了多么丰富的历史记忆！又为黄河中游这块热土，增添了多么深厚的文化底蕴！
　　蒲草青葱，黄河奔流。舟船摇曳，涛声依旧。那座跨河虹桥的身影，千年后的今天仿佛还在我们眼前浮现……

杨孟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