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副刊

他们以热血青春,书写忠诚篇章;他们用担当奉献,守护山河无恙。八一建军节,致敬最可爱的人。

一身戎装 一生使命

  

跨越79年的“团圆”

  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场面。
  5月31日,在新绛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和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的陪同下,经过4个小时的长途奔波,年近八旬的老人赵巧巧来到太原市清徐县烈士陵园。
  在父亲赵春林的墓前,赵巧巧老人潸然落泪。她一边轻轻抚摸着墓碑,一边诉说着对父亲的无尽思念:“爸爸,这么多年,你让我找得好苦啊,今天终于见到您了……”
  这条与父亲赵春林团圆的路,赵巧巧老人已经走了79年。
  1945年,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人当兵,全家光荣”“解放全中国、人人尽职责”的声浪中,家住新绛县三泉镇南熟汾村的赵春林离开家乡奔赴前线。
  临走前,赵春林依依不舍地抱着只有8个月大的女儿赵巧巧亲了又亲。谁知这竟成了他们的永别。
  1948年,赵巧巧的母亲接到一纸通知,赵春林排长在临汾战役中牺牲。这无疑是晴天霹雳,赵巧巧的母亲因此一病不起,当时只有3岁多的赵巧巧看着母亲哭,也在一旁哇哇大哭。
  从小赵巧巧没有享受过父爱,当看到别的孩子依偎在父亲怀里,叫着“爸爸”时,她多么也想这样叫,但是她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于是把对爸爸的爱默默压在心底。同时心里暗暗下定决心,虽然见不到爸爸了,但一定要找到爸爸的墓地。
  赵巧巧10岁那年,叔叔骑自行车带着她,用了4个多小时,赶了70公里的路程,来到临汾地区民政局,想查找有关父亲的消息。
  当时,已经是下午时分。当说明来由后,临汾地区民政部门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叔侄。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翻遍了几百本烈士档案,最终也没有找到赵春林牺牲的资料。民政部门的同志安慰他们说:“临汾战役牺牲的烈士很多,需要时间查。”
  没有找到有关父亲的消息,赵巧巧心里很难过也很遗憾,但她也能理解。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寻找烈士不是一两次能解决的。尽管第一次没有结果,但正是这次寻找使赵巧巧做出了一个决定,每年清明节和父亲的生日,都要祭奠父亲,寄托思念之情。同时,只要听闻有关英烈的消息,赵巧巧便急着前去打听。
  屋漏又遇连阴雨,赵巧巧的母亲因过度悲伤,也早早离世,家里的生活愈发艰难,但赵巧巧的寻亲之路并未停止,她说:“不找到父亲,我会死不瞑目的。”
  星移斗转,时光荏苒。多少年过去了,赵巧巧由一个风华正茂的姑娘成了一位垂暮的老人。尽管没有享受过父亲的爱,但她感觉父亲从未离开。在她心里,父亲一直都陪伴在她身边——迷茫时,给她引领;悲伤时,给她抚慰;恐惧时,给她勇气。这么多年来,她与家人先后多次到父亲作战的地方寻找,但终因线索有限,无法圆梦。有生之年找到父亲,成了赵巧巧一直挂念的心头事。
  2008年的一天,赵巧巧听说临汾烈士陵园要修建,她认为父亲是在临汾战役中牺牲的,这是寻找父亲的好机会。于是赵巧巧一家5口开车来到临汾烈士陵园。一家人细细查看陵园烈士名簿,寻找“赵春林”这个名字。几个小时过去了,没有收获。烈士证书明明写着是在临汾战役中牺牲的,怎么就找不到呢?于是他们一家又来到陵园墓地寻找。在墓地,一块块墓碑前,他们反复查对,仍无结果。陪同赵巧巧一家人的烈士陵园管理人员对他们说:“看来您的父亲没有安葬在这里!”
  赵巧巧和家人无奈返回家中。到家后,赵巧巧拿着政府刚刚换发的赵春林的烈士证书,对全家人郑重地说道:“我一定要找到老父亲的墓地。”
  有志者事竟成。
  新绛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宝贝回家”寻亲志愿者的出现,使赵巧巧寻亲迎来了转机。
  2024年4月,赵巧巧又一次到新绛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反映父亲的情况。烈士褒扬股股长聂东娟和工作人员杨俊荣非常重视,他们立即向新任局长文鹏飞进行汇报,引起了领导班子的高度重视。文鹏飞责成他们通过查询中华英烈网、翻阅档案资料、联系烈士寻亲志愿者、抖音上发布信息等方式,再次帮助查找赵春林的墓地。
  5月25日这一天,“宝贝回家”爱心志愿者张龙飞,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条有关赵春林烈士的信息——经多方核实,初步认定赵春林烈士在临汾战役身负重伤,后转移到清徐县医治,抢救无效,不幸于1948年光荣牺牲,埋葬在清徐烈士陵园。
  消息传来,文鹏飞立即和赵巧巧取得联系,详细了解赵春林烈士生前的相关情况。紧接着,以最快的速度与“宝贝回家”志愿者以及太原市清徐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对接。经过反复核对,最终确定赵春林烈士的确安葬在清徐县烈士陵园。
  为组织好这次寻亲活动,新绛县人民政府派了专车,赵巧巧所在的三泉镇政府和南熟汾村委会还组织人员陪同前往。考虑到赵巧巧老人已年近八旬,新绛县人民医院还派出医护人员一路相随。
  5月31日上午,赵巧巧寻亲组一行17人历经4个小时抵达清徐。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让烈士的英灵得以安息,让亲人的思念得以寄托,让英雄的精神得以传承……那一刻,祭扫现场的每一个人都热泪盈眶。

梁冬 卫世新

愿为初心付此生

  1990年12月7日,我身穿军装,从山西运城奔赴千里之外的四川成都,开始了人生的寻梦之旅。
  走跑踢正步,我们尽情挥洒汗水;野训急行军,我们近乎用生命极限同时间赛跑;站立军姿,我们挺胸抬头无惧烈日狂风;集体拉歌,我们不惜扯哑嗓子也不向对手认输;整理内务,我们将牙缸被子毛巾衣柜整理得整齐划一……训练3个月后,我们完成了从民到兵的华丽转身。
  回到连队,根据不同分工开始了新的专业训练任务。为了争做训练标兵,战友们你追我赶不肯有丝毫松懈。工作台上精心操作、场下细心揣摩,和战友分享训练体会,向老兵请教技术难点……经过不懈努力,新兵们逐渐成为行家里手。
  赶上好机会,团宣传报道组需要一名新战士,刚刚熟悉连队业务的我被派到师报道组学习新闻报道。因为没有写稿任务,在很放松的情况下,我开始研学各种不同稿件的写作模式,品读了大量优秀稿件。师图书馆是兄弟单位,借阅方便,大量书籍的涉猎,开阔了我的视野,更重要的是为正确三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师部学习结束后,我借调到驻地武装部帮助工作,我撰写的文章开始在当地电台、报纸露脸。其间也经历了大量稿件泥牛入海的情况,搞得我一度不好意思出门采访。部门领导像兄长一样宽慰我:“现在正是积累的过程,条件成熟了进步会很快。”
  经过半年时间的历练,我又幸运地被派往军区报社学习。近水楼台先得月。学习期间,报社的编辑记者从不同角度给我们讲了如何写好新闻稿件。与此同时,近距离观察他们审稿改稿,听他们聊采访写作中的趣事。耳濡目染,我的业务能力飞快提升,发稿进入井喷阶段——老稿件能发的发了,新写的也发了。
  归队后一切生活按部就班,学习、采访、写稿、发稿。时间过得真快,3年很快就到了,我必须面对新的抉择——是退役还是留下来?我的两个战友意见相左:领导重理性,他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鼓励我趁早回乡建业;师父重感情,我是他一手带出来的,他不舍得我走……
  一转眼,离开部队30年了。30年沧桑巨变,30年风雨兼程。这30年国家快速发展,我个人在单位也经历了多个工作岗位,其间还完成了大专脱产学习和本科函授教育。
  军人的经历在我的骨髓内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各个工作岗位上我得到的各种奖励可以成箱装载。虽然没有从事专业的写作工作,但我利用业余时间为系统内的好人好事鼓与呼,指出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违法行为得到惩处一吐为快,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在报刊发表后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得益于长期读书、思考、写作、实践,个人的综合素质得到明显提升。
  军装虽已不在身,但我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永远不会改变。

赵文斌

与军营为邻

  转眼离开深爱的军营已经7年,幸运的是,我还没有走远,仍默默守护着军营,时刻以军人的姿态,随时听候她的召唤。
  我初中毕业那年,父母本意是让我继续读书。但我知道家里的情况,母亲多病、两个弟弟年幼,只靠父亲一个人苦苦支撑着这个家,再要拿出钱供我读书实在太难。从村头大喇叭里听到征兵的消息后,我毅然决然地跑到镇武装部报了名。曾经有过5年从军经历的父亲知道后,不但没有阻拦,还在之后的体检、政审、接待接兵干部家访等环节,忙前忙后张罗。或许在父亲心里,我成为一名人民子弟兵,到部队大熔炉里摔打磨练是意料之中的。
  我意气风发地踏上了驶向军营的列车。在群山环绕的新兵连,我和新战友们一起迈着豪迈的步伐,开始了直线加方块的生活。我始终抱着为“八一”军旗增光添彩的信念,训练场上挥汗如雨,精武强能,从不叫苦叫累;比武场上你追我赶,勇争第一,从不落后;演习场上你争我夺,敢于冲锋,从不服输;抗洪一线严防死守,守护家园,从不退缩。不仅如此,每天无论训练再苦、工作再累,我都坚持读书看报,好像唯有如此,我才感到生活不再乏味、训练不再枯燥、任务不再艰苦,每一天都元气满满、激情飞扬。
  当兵第5个年头,部队首长发现我如此爱学习,经过多方考察,决定调我到机关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给机遇就是给舞台。白天采访、夜晚写稿,经常为百字的稿子通宵达旦。或许是凭着这份热情与执着,两年后,我被破格提干,收获了人生“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
  为报答军营对我的悉心培养,我始终怀着一颗感恩之心,从基层到机关,从炮兵到陆军航空兵,岗位几经调换,但工作干劲始终不减,训练劲头始终不降,先后出色完成了数十项重大军事演训任务和急难险重非战争军事行动,并因此多次立功受奖,用青春和汗水书写了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出彩答卷。
  2017年,伴随着新时代激昂的强军号角,部队首长经研究,决定安排我转业。我舍不得告别火热的军营、舍不得告别亲爱的战友,最舍不得的,是我用泪水和汗水洗礼的青春。在面对鲜红的军旗,聆听首长庄严宣布退役命令那一刻起,我的军旅生涯虽然画上了句号,但在我心里,我早已与军营融为一体,永远割舍不开。
  转业安置时,我面临着人生最艰难的一次选择,如果回老家,我会有更加光鲜的岗位,甚至一官半职,但这将使我远离朝夕相处的军营,远离曾经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倘若选择就地安置,意味着将失去许多机会。思量再三,我想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有个人的努力,更是组织的关心、部队的培养、战友的帮助。于是,我耐心说服家人,最终选择在部队驻地安家,把第二故乡作为家乡。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守护是最沉默的陪伴。为了我心爱的军营,为了那份沉甸甸的牵挂,我在部队附近购买了商品房,从此与军营为邻,仰望战鹰翱翔,聆听战友口号响彻云天,才觉生活踏实、不孤单。

马晓炜

从军报国续家风

  家风又称门风,即一个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风尚。其特点是由父母或祖辈提倡,并能身体力行,在家庭或家族形成比较稳定的传统行为。我们家有诸多良好的家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从军报国!
  2011年,我大学毕业携笔从戎。接到入伍通知书的那天,身为军人的父亲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声说:“咱家又多了个军人,到你这已是‘军四代’,真正的军人之家、光荣之家!”他再三嘱咐我到部队后一定要好好干,赓续家族荣光。
  是的,到我这辈,我家四代都有军人。第一代是我曾姥爷和曾二爷。曾姥爷生于晚清,抗日战争初期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袭击日军据点、打击汉奸土匪武装,年仅30岁被土匪暗杀。曾二爷参加的是八路军。抗战期间,随大将陈赓的第4纵队转战晋南一带;1947年,随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在南疆戍边。
  我家第二代军人,是我二爷爷,解放战争后期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保家卫国赴朝参战,在战火硝烟中九死一生。抗美援朝结束后,他随部队回到西安,1978年从二炮某部转业回到老家县城。
  到我父亲那一代,他们叔伯哥4个,除了大爷爷家的伯伯因体检没能通过外,二爷爷家的伯伯和我父亲亲哥儿俩,都应征入伍。伯父服役6年退伍回乡,堂伯父干到副营职转业,我父亲正团、入伍满30年达到最高服役年限退休。
  到我这一代,更是接续了家族的光荣,一个堂兄、两个表哥都是军人。堂兄和大表哥从列兵一直干到三级士官转业,现在依然在服预备役;小表哥军校毕业,硕士学位,如今已是北部战区边防某部一名副团职干部。最令全家高兴的是,这代人中还出了位女军官——也就是我。我从小在部队大院里长大,见得最多的是绿色的军装和飘扬的军旗,军营是我追求的理想,也是家族寄予的厚望。高考时,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军校,遗憾的是没能如愿。大学毕业时,我放弃保研和考公务员的机会,毅然报名参加了军队干部招录考试,成为一名边防武警,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延续家族从军报国的家风。后来,我又嫁给了一位军队干部。
  最多的时候,我们家有5位成员同时在部队服役。有一年春节,包括我父亲在内的5名军人,同时回到老家探亲,从上校到士官,全部戎装在身,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也让全村人羡慕不已。
  在我们家的房间内,挂得最多的是军装照,收藏最多的是军用品,书架上最多的是军事类图书,连孩子们的玩具也大多是各种兵器。有时候我问两个儿子长大以后想做什么?俩小家伙总是毫不犹豫地说:当军人!听到这样的回答,我打心眼里高兴。浓浓军旅情、不移报国志,在我们家代代相传,已融入每一代人的血液,固化为绵延不绝的家风。

刘晓丹

军帽里的流年

  那年冬天,随着部队转改一声令下,我和战友们脱下了军装,成了时代洪流中依依不舍的那抹身影。当笔挺的军装收拾入柜之后,我将军帽放在了书房的书柜里,我想,目之所及总该留些念想。
  军帽几乎是所有男孩子心尖上的帽子,我也不例外,打从年少时就对它无限向往。那时家住军营附近,我基本每天都要从窗户朝军营的方向看一会儿。由于老屋楼层不高,加上有隔墙阻挡,所看见的行进队列基本只剩下头顶上那几排整齐移动的大檐帽,有时也会是迷彩作训帽。“一二一”的口号伴随着军帽的移动有节奏地响起,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兴奋地向母亲喊道:“妈妈,妈妈,我看到解放军了,有一群解放军叔叔。”母亲不知道,我所看到的其实只是一群“军帽”,她也没想到,军帽的种子此时此刻已在这个小男孩心中悄悄生根发芽。
  对于军帽的执念自此一发不可收拾,我想戴军帽,我想拥有属于自己的一顶军帽。读小学时,班里来了两个插班生,都是部队子弟。我同他们聊军营,好奇地询问军营生活。我问他们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军帽?他们说:“没有,那是爸爸的帽子。”我又问他们戴过军帽吗?他们都说戴过。过了两天,其中一个同学专门从家里拿了他戴军帽的照片给我看,我盯着看了好久。照片里小小的脑袋顶着大大的军帽,极不匹配但又不失可爱。那时的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是羡慕地说:“好看,真好看。”后来我想,大人们的军装孩子们自然是无法穿上的,只有这顶军帽,孩子们可以勉强顶在头上,也许就成了他们童年时代最引以为傲之物。
  十余年后,当我按部就班上高中、上大学之后,我有了一次真正拥有军帽的机会。其实,参军念头由来已久,对于军旅的感情,由儿时的耳濡目染,再到军帽的小小种子,由此渲染发散开来,逐渐形成一种执念。读高中和刚上大学那会儿,我确实也有过报名参军的冲动。直到临近大学毕业,偶然看到部队特招大学毕业生的简章,我才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因为我知道,这可能是我从军的最后机会了,是我能够真正拥有属于自己军帽的最后机会了。
  后来我如愿以偿到了部队。领到第一套军服,我迫不及待地穿戴好,将军帽端正地戴在头顶,然后请战友用手机帮我拍了第一张军装照。在历经十年军旅岁月洗礼之后,我的大檐帽、作训帽都略有破损、略显陈旧,然而这丝毫无碍它们的英气,反而在岁月沉淀之下更显厚重。从一开始,我便知道头顶上帽徽的千钧之重,这些同我毛发肌肤亲密接触、浸润汗水的军帽,见证了一个人、一群人的青葱岁月,见证了血与火的考验,见证了铁汉柔情,直至完成了它们的使命。以前敬军礼时都是头戴军帽,退役之时,我将这些军帽整齐地置于书柜之中,然后对着这些曾经的战友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
  退役后的梦境里,常会有军帽的存在,训练间隙置于作训腰带上的军帽、摆放在豆腐块被子上的军帽、执行任务时头顶上湿漉漉的军帽、退役时拆掉帽徽的军帽……这些零散的画面都是军旅岁月中真真切切的定格。军帽出现在梦里,让我再次回到那个熟悉的环境当中,再次拥有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也见到了许多久未谋面的战友。
  退役时间久了,总怕军帽蒙尘,虽说放在书柜里,但我时不时地还会拿出来擦拭一下。如今,头上顶着的军帽换成了警帽,我想,在书柜中那些军帽的血脉传承下,这又何尝不是“军帽”,对于它们的虔诚信仰其实并无太大不同,而它们也都默默承载着帽子底下那个人的韶华与流年,见证着那无数日夜的忠诚和坚守。

李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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