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老兵都是一本“活教材”,承载着共和国光辉历程的厚重记忆,是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他们以亲身经历见证了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不朽的功勋。昔日,他们是风华正茂、英勇无畏的年轻战士;如今,他们依然对祖国充满深情厚爱、对人民永怀赤子忠诚。
日前,本报记者走近3位军队离职干部,记录他们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冲锋陷阵、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
汪取川(101岁、86年军龄)
“1938年,武汉会战打响,战火很快席卷到我的家乡安徽。当目睹日本侵略者施行残忍的‘三光’政策后,我便踏上了从军路,加入了英勇的新四军行列。”记者见到101岁的老英雄汪取川时,他精神矍铄、目光炯炯,深情回忆着过去。
“我在国民党大举进攻华东战场时,正任某营营长兼卫生所所长。战斗中,我的两只耳朵出血,鼓膜被震坏了,臀部、大腿就像种豆子一样,布满了弹洞。我咬紧牙关、强忍剧痛,坚持带领卫生人员背着药箱、抬着担架,穿梭于炮火连天、子弹横飞的战场之中,尽一切可能抢救伤员。”汪取川老先生缓缓伸出一只被子弹打穿、早已不能弯曲的手指。这些伤疤像一枚枚勋章,记录着英雄曾经的英勇与牺牲。
“最惨重的是鲁西会战,我们一个团在激战之后,幸存者寥寥无几……”作为军医的汪取川,眼睁睁地看着刚刚还冲锋陷阵的战友,转眼间便满身伤痕、血肉模糊。十几天的战斗,汪取川始终没有离开手术台。对他而言,时间就是生命。因此,他坚守岗位,争分夺秒,用精湛的医术尽力救治重伤的战友们,点亮了一盏盏生命之灯。1955年,汪取川被授予独立自由奖章和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离休不离志,余热映初心。汪取川在离休后,以更加饱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宣讲的舞台上发光发热。无论是踏入政府机关,还是走进中小学,汪取川总是身着整洁的军装,胸前挂满荣誉勋章,向听众讲述一个个接地气、冒热气的战斗故事,播撒红色火种。一名离退休老兵就是一部历史、一本教科书。“我要将自己亲身经历的党史、军史分享给下一代,希望这些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汪老说。
刘庆昌(94岁、79年军龄)
“1945年7月,抗日战争的烽火已接近尾声。高小毕业后,我怀揣着满腔热血与对光明未来的无限憧憬,毅然决然地投身革命,光荣地成为冀中纵队71团的一名战士。”时至今日,94岁的刘庆昌老先生回忆起自己的入伍历程,激情依然如昨。“我是同期入伍200多人里,个头最矮的一个,加上只有15岁,一开始部队并不想要我。于是我坚定地向组织表达了自己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部队才同意让我留下来。”刘庆昌回忆道。
“1958年,我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踏上了前往酒泉的路,当时的酒泉尚是一片黄沙漫天的荒芜之境。我们自力更生,开荒种地,轰轰烈烈地投身于国家航天事业基地的建设中。”提起在酒泉的岁月,刘庆昌眼中闪着亮光。随后,他被派往四川绵阳的原子弹研究基地,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与邓稼先、周光召、彭桓武、于敏等国之栋梁并肩作战。
“这几位专家是科研领域的璀璨星辰,他们以忘我的热情投身于‘两弹一星’的伟大事业中,日夜兼程。正是这样一群心怀家国、超然物外的科学家,才创造出如此震古烁今的科技奇迹!”刘庆昌的言语中充满对科学家的景仰。
“一次,某位专家于深夜步行回家,因脑子里一直想着刚才的科研工作竟误入了安全警戒区,被工作人员当作可疑分子带到我这里,闹了个‘乌龙’。”刘庆昌回忆,“更难忘的是,邓稼先同志还在北京西单请我吃了一顿砂锅居,那份朴素而真挚的情谊,至今仍是我心中最温暖的记忆之一。”
1971年,刘庆昌被调往某基地工作,某基地的卫星发射塔便是他在基地设备处时亲自参与规划、运输、安装的。“每当仰望那座挺拔入云的塔架,我总能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责任与荣耀,这是我与战友们用汗水与智慧共同铸就的丰碑。即使到现在,每当火箭划破天际,也总能想起过去那段艰苦岁月。”刘庆昌兴奋地说。1988年,他被授予“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章。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离休后的刘庆昌继续在服务社会的舞台上发光发热。站在庄严的讲台上为干部授课,用他丰富的阅历和深刻的见解启迪心灵;与战士们促膝长谈,以亲身经历讲述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为学生们娓娓道来那些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让红色信念在新一代心中深深生根。每一次分享,刘庆昌都倾尽所能,乐此不疲。刘庆昌先后被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被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央文明办授予“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刘连捷(94岁、77年军龄)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听着熟悉的旋律,94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刘连捷热泪盈眶。
“1951年2月,朝鲜半岛寒风刺骨。当时,我任十一大站医院二分院护士班长,负责医疗救护。有一天,医院接到紧急指令,要求即刻派护士到大站提供医疗支援。我班4人组成了一支紧急救援小组即刻启程。途中,我们与一群刚从前线撤退下来的伤员相遇。我们立即着手工作,确保伤员们能够得到及时的医疗援助与妥善安置。他们有用车紧急转运的重伤员,有勉强骑马的伤员,还有耙犁拉着的、徒步走着的轻伤员。”回想起当时的场景,刘连捷脸上满是心痛。
刘连捷告诉记者,他16岁入党,17岁参军,救助了无数的伤员,却永远都忘不了这一幕:伤员们刚刚从战线上撤下来,伤口只是经过简单包扎,有的伤口仍然在向外渗血,染红了绷带,但大家谁都不喊一声苦、一声痛,就这样互相扶持着,在朝鲜的山路上蜿蜒前行。
“美军的两架‘油挑’飞机又飞来了,敌人的炮弹如暴雨般倾泻而下,点燃了我们安置伤员的小屋,我脱下棉衣在冷水中浸湿,披在身上冲了进去。火光冲天,热浪滚滚,几乎要吞噬掉我所有的感官,但心中救助战友的信念比火焰更加炽热。”刘连捷说,他一次次冲进火海,用尽全身力气拖出了5名伤员,遗憾的是,还有许多来不及抢救的战友永远消失在火海之中,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70多年前,刘连捷用军人铁一般的意志从火海救出伤员后,对身边的战友说:“记住这一天,记住这些牺牲的战友。他们不会白白牺牲!我们要继承他们的遗志,继续前行,直到最后的胜利!”2020年,他被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本报记者要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