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的《随园诗话》在乾嘉时期影响很大，由于袁交游广阔、酬答唱和极多，所以书中内容不仅阐发理论、赏鉴作品，更涉及到当时许多名位不彰却饶有才情的诗人，其中第七十四则说：“余在粤，自东而西，常告人曰：‘吾此行，得山西一人、山东一人。’山西者，普宁令折君遇兰，字霁山；山东者，岑溪令李君宪乔，字义堂。二人诗有风格、学有根柢，皆风尘中之麟凤也。”这里所记的，应是袁枚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游历岭南的情况。这一年，袁枚六十八岁，应其堂弟肇庆知府袁树的邀请，从江宁南下，遍游两广，散文名篇《游丹霞记》就是他此一时期的作品。普宁即今天揭阳下辖的县级市普宁，位于广东东部，折遇兰是当时的普宁知县。
　　折遇兰，山西阳曲人，生年不可考，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参加科考，位列三甲第十名，实际是“同进士出身”，严格说来，并非进士，此后宦途并不顺利，长期在知县任上打转，做过正宁、会宁、安定、浏阳、普宁、揭阳等地的知县，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卒于揭阳。折遇兰的同年进士如毕沅（湖广总督）、刘权之（体仁阁大学士）、达椿（礼部尚书）、金士松（兵部尚书）、曹文埴（户部尚书）等，后来都官居一品、飞黄腾达，但乾隆一朝科甲等级森严，这种情况多限于一甲（状元、榜眼、探花）和二甲前十名，像折遇兰这样的“同进士出身”，蹉跎于州县者不在少数。
　　折遇兰是纪晓岚的门人，《阅微草堂笔记》中也有关于他的两条记载，其中一条说的是他在安定（今甘肃定西）任知县时，遇到两家人争讼，起因是安定县远郊有两座坟墓，两家人皆以为是自家祖坟，因争祭而发生纠纷。折遇兰原以为此事必涉利益冲突，经过调查才发现，两座坟墓位于深山之中，人迹罕至，需携带干粮和水长途跋涉才能到达，且周围乱石丛生，既无可耕种的土地，也绝非吉壤；再查两家人的相关契据，都没有问题，最后只好劝说他们和解了事。折遇兰说，即便你们认定这是自家祖坟，但别人以你的祖宗为祖宗，洒扫祭拜，于你们亦无损害，何必如此较真呢？
　　根据相关史料看来，折遇兰大概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雅士，为官清廉，不屑钻营，与人交往但凭才学和兴趣。《山西献征》中有一篇《明经阎南图天池先生事略》，其中提到折遇兰与阎南图（榆次）、申兆定（阳曲）、茹纶常（介休）等结为诗友，时相过从。这几人都不是进士出身：申兆定是举人；阎南图屡试不第，只是副榜贡生，早早就“尽弃举业”，以医术闻名；茹纶常著书立说，声望最隆，但也只是个落第秀才。他们也都与纪晓岚、袁枚等重要人物有交往。由此可见，在乾嘉时期，太原周边存在一个较松散的文人圈，且与当时文坛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清史列传》中有关于折遇兰的简短记载，说他的诗“得李何余响”，此处的“李何”大概指的是明代诗人李梦阳、何景明，二人皆崇尚盛唐诗风，这个评价并不准确。乾隆中期的诗坛以沈德潜、袁枚为两大领袖，前者主格调、重诗教，后者主性灵、重个性。沈德潜深蒙乾隆皇帝的恩遇，官至礼部尚书，日常交往也多局限在京城达官显贵的圈子之中。袁枚却是仕途不顺，不足三十五岁就辞去官职，悠游林下。像折遇兰这样不得志的州县官，若有意进入诗坛，在感情、趣味上自然更亲近袁枚。袁枚是折遇兰的知音，他对折的诗才十分推重。袁枚的文集中收录了折遇兰的赠诗五首，其中一首这样写：
　　南国多芙蓉，北地饶冰雪。风土固自殊，气类有差别。如何邂逅间，投契若符节？兰馨蕙自芬，松茂柏乃悦。物理有如斯，心知不容说。
　　袁枚评价折遇兰的赠诗，用了“高淡可喜”四个字，这个概括很能点中其穴要。仅就袁集中所录的五首诗来看，折遇兰的诗趣近于魏晋而远唐宋，气象高古，出语淡远，颇能让人想起阮籍的诗风。
　　折遇兰曾有《折霁山文稿》《看云山房诗草》刊行，可惜这两本书都没有被整理再版，目前最易觅得的著作，是他在正宁任知县时所编纂的《正宁县志》。

何亦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