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周南·桃夭》是首天才的诗作，虽然它只有短短的三章、48个字。
　　在已知的文学典籍中，《桃夭》第一次把女性比作花朵，这是一个天才的审美发现和审美表达，从此，人类建立了女性与花朵的文学经验。所有的艺术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独创性。审美的独创性具有文学史的价值，独特体验加上个性表达，才能成就伟大的经典。
　　后世文学传统中桃花诗不断流衍，正是因为《桃夭》这个“母体”，就连李白这样伟大的诗家，“桃李出深井，花艳惊上春”两句也巧妙化用了《桃夭》“灼灼其华”的艺术感觉；到了崔护，“人面桃花”更是直接承袭了《桃夭》的桃花意象，以至于后来文学作品中“桃”之“色”的取喻都认为是《桃夭》以花之艳喻女子之色的滥觞。
　　作为叙事诗，《桃夭》的情节很简单，它仅仅只是切取了一个点，描述了在桃树下举办的一场婚礼——还不准确，准确地讲，是写了一位出嫁的准新娘将要离开娘家的场景；或者，叙述了在桃花盛开时节女方家举办的一场欢送女儿出嫁的祝贺场景。
　　《桃夭》在布局上很讲究，它不仅别致，而且，开头两句直接写景：茂盛桃花嫩枝丫，开着鲜艳粉红花。按理说这个景色很平常，一点也不新鲜，甚至显得有点普通，它只是交代了时间，若硬要往审美上扯，也只能是它明媚、愉悦、空间开阔。但是，接下来跟了两句：这位姑娘要出嫁，和顺对待您夫家。诗歌一下子就变得有意思了，因为人物出场了——而且是今天就要出嫁的新娘。
　　这样一来，诗歌的情绪就热烈了、场面就热闹了，主要是它还喜庆，这是生活常识。诗歌中明确告诉了我们，“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大家兴高采烈，说着祝福的话，可能还载歌载舞。你看，两组原本稀松平常的毫无瓜葛的物事组合在一起，诗歌的质地立马就有了变化，这种神奇的变化就是诗歌的神性，它源于文字内部的化学反应。这也是诗歌作品最令人着迷的地方，这个就叫诗歌的情趣，它不由分说、蛮不讲理，诗歌的艺术魅力正是在这个地方。
　　《桃夭》内部发生化学反应，原因在于“桃花”和“之子”两个不同意象的关联呈现，结果是：人面和桃花相互映红了彼此。于是，“人面桃花”这个成语就此生成。说鲜艳的桃花映红了“人面”，这个好理解。《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就有一句“桃花映红了姑娘的脸庞”，可是，崔护老师偏偏用了一个“相”字，什么意思呢？就是“人面”和“桃花”相互衬托，新娘子的脸也映衬着桃花，这就叫人费解了。春风中的桃花是何等的艳丽，而“人面”竟能“映”得桃花分外红艳，可想而知，“人面”是何等的娇艳？！一个“红”字强烈地渲染出这种相映生色的景象和气氛。这里的“相”，实际上是极力讴歌新娘强大的生育能力，是对新娘活力四射的生命张力的礼赞，她和春风中的桃花一样充满无限生机。
　　我这样解释依然是一种粗线条的面上的分析，具体到诗歌创作，事情要复杂许多，作品要一字一句写来、要交代得清清楚楚，要在句子之间构成艺术逻辑。
　　《桃夭》开笔就写桃树“夭夭”、桃花“灼灼”，两组叠词起兴，重点强调桃树得天时而生、桃花也开得正是时候，所谓生逢其时，文字下面伏着时也命也运也的朴素自然观、生命观，伏着诗人对生命真切的礼赞。在写作手法上，也为“人面”和“桃花”相映埋了伏笔。如果仅能从桃花的“色艳”一端着眼，那就显了肤浅。“夭夭”说的是桃树的茂盛和少壮，“灼灼”说的是桃花的鲜艳和明丽。桃花是春天的伴随物象，阳春三月，桃花盛开，春天生机盎然，诗人偏偏安排这个时候举行一场婚礼，显然别有深意；而且视角又选择了女方，母亲和大地就这样被赋予了意义。桃花物象内含时令，而时令正是生命内在的节律。少女怀春，有着桃花一样艳丽容颜的少女，正好到了许嫁的年龄，她和桃花一样，焕发着生命原力，因而也感应着天地自然的盎然生机，婚姻以时，年时俱当。这样取喻，起手两句既天然地暗合了“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的文学创作规律，又呼应着接下来的两句“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文学作品中人类第一次发现和表达桃花与少女竟然这样情通理顺，主要是它还审美。就是这简短的16个字，赞美了中华民族“种”的内涵和民族精神的原始生命力。
　　事实上，《桃夭》的作者是顶级的诗人，他用“夭夭”和“灼灼”两组词就轻松解决了“人面”和“桃花”相互映红的诗歌美学问题，当诗人取喻“桃花”的那一瞬间，这首千古名篇已经完成了大半。需要特别留心的是，“桃夭”的取喻特别针对到谈婚论嫁年龄段的少女。此时的少女芳龄十五岁至十九岁，脸庞还透着粉粉的桃红色，青春的光彩天然地洋溢着。实际上，“夭夭”侧重写了青春年少的那种自然之美，此时的少女既脱了幼女时期的稚嫩和青涩，又不是人妇的那种浓艳，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美好，更是一种正当其时的“光华”，这样一种夭夭然，自然也就呈现出一种灼灼然之夺目，这种高级的人与物通感的写作手法隐含着诗人对人事之自然根基的细微体察，本质上是性灵对天地万物的参化，从道统的“礼”的维度上说，是诗歌中书写出性情、生命对自然秩序的归正。
　　如果诗作就此收手，我只能说《桃夭》的作者还只是个天才诗人，他也就是因《桃夭》而确立了“桃花诗”鼻祖的诗界地位。通读诗作，我们发现事实并不简单，诗人写景之后，实际上已经刹不住车了，他靠着惯性来了两句“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简直就是神来之笔，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写出这样伟大的句子，说惯性是说这两句是前两句的承接，写得十分流畅、自然，这个惯性考验着诗人的思想、格局。《桃夭》有了这两句，整个作品就“飞”了起来，就上升到了生命情怀这个层次。
　　就是这短短的8个字，诗作的题旨几乎抵达了诗歌的极致，诗人写尽了他对人类生命的认知、写尽了他对人类命运生生不息的信念，诗作的幅度和诗作的纵深迅速提升到史诗般的壮阔和恢宏。
　　让我们深入到文本内部。
　　《桃夭》共三章。
　　第一章写桃之花，第二章写桃之果，第三章写桃之叶。三章都写了桃树，“桃之夭夭”才是中心词，花灼、果蕡、叶蓁都是桃夭的结果；作品甚至也写了桃之根，只是被诗人隐掉了，枝茂必然根深。花、果、叶依自然时序依次书写，诗歌处于进展状态。桃树开花和结果不可能在同一时间，于是，我们知道了《桃夭》写的三个不同的季节。这能说明什么呢？说明诗人写的不是同一个场景，时间在作品中是变化的，桃之美是动态的，不同季节桃显现出不同的美。就自然时序而言，“桃”之“夭夭”只是诗人主体的情志、诗人诗性的认知，而不是简单的对“桃”之摹写，因为桃树不可能也绝不会永远“夭夭”。如此，“夭夭”一词就有了生生不息的意味。桃树开花——结果——叶子茂盛，桃树永远青春年少、充满活力。这是一条线，是明线；另一条线写的是，光华四射的少女走向婚姻——走向生育——走向宜家宜室（开枝散叶）。当初那位“灼灼其华”的少女不可能永远“夭夭”，而诗人最终落笔在“其叶蓁蓁”。写到这里，诗人已经悄无声息地换了概念，把桃树换成了“之子”、把少女换成了家族，在诗人笔下，原来“桃”写的是人类、“之子”就是生命力。拥有众多子孙的家族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自此，桃树和之子合而为一了，之子才是整首作品的中心词。桃之永远“夭夭”、其华永远“灼灼”，从生活常识、从天理人伦上，也就说得通了。
　　自此，诗人完成了对桃之物象具有昌盛之象、生生不息之象的书写，同时，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对人类命运生生不息的生命礼赞。

白军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