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山西出土先秦蛇形青铜器

　　不知不觉间已迈入乙巳蛇年的门槛，蛇年说说蛇还是很应景的。蛇在古代被称为长虫，甲骨文中已有了蛇字，《尔雅·释鱼》中还记载了多种蛇类，比如螣蛇、王蛇、蝮虺等。可见，古人见过蛇、认识蛇并且了解蛇。
　　与此同时，人们根据蛇的特点赋予了它不同的象征意义，《诗经·正月》中“哀今之人，胡为虺蜴？”便是将恶人比喻成毒蛇的牙尖；《诗经·斯干》中“维虺维蛇，女子之祥”是说如果孕妇梦到蛇是生女儿的征兆。
　　除此之外，蛇还象征着先祖图腾、王权神权。大约距今三四千年前，在黄河以东、汾河以西的吕梁山区，生活着一群古人。他们已经进入了文明的大门，会采集、渔猎，能农耕。1956年到1993年间，考古工作者在吕梁市石楼县及周边地区共发现了17个遗址，出土了大量商代中晚期青铜器，青铜在先秦时期是贵金属，只有身份等级高贵的人才能拥有和使用，著名考古学家刘敦愿先生研究认为石楼地区应为商代的附属国鬼方。
　　这批青铜器便是鬼方贵族的身份“名片”。它们类型丰富、纹饰精美、做工精致，大都是贵族在祭祀或宴飨时的礼器，其中便有不少蛇形元素。一件是蛇首铜匕，出土于石楼后兰家沟，这件古代的羹匙，通长约32.8厘米，匕的手柄为方格形镂空状，好似蛇身上的鳞片；柄首为近似三角形的蛇头，两只蛇眼圆睁，在蛇嘴部还装饰有可以活动的舌头，整个铜匕细长且弯曲，就像一条正在爬行的蛇，栩栩如生。还有一件蛇首扁柄铜斗，也出土于后兰家沟，是古人盛装和倾倒酒水的挹注器。该器通长27厘米，柄身和勺身均装饰有云纹和夔纹，十分精美，但最特别的还是柄首处的二蛇戏蟾蜍，蟾蜍位于两蛇中间与斗柄尾部相连，它的左右两侧各有一条呈“S”形的蛇，蛇身布满鳞片，蛇眼看向中间的蟾蜍，蛇嘴微张，只露出舌头尖，整个状态像在戏弄嘲讽中间的蟾蜍，十分有趣，而蟾蜍就惨了，四脚伸展作惊恐逃跑状，整个造型生动形象地再现了3000多年前蟾蜍不幸遇见天敌蛇的场景。
　　刘敦愿先生曾提出“以龙蛇纹样为主装饰青铜器，应是夏族余民”。而商汤灭夏后，继续沿用龙蛇纹样，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蛇纹钺和镶嵌绿松石玉矛上的蛇头形柄都是例证，在人们交流的过程中，蛇纹这一元素跟随殷商文化传播开来，石楼地区虽只是商朝附属国，但或多或少也受到殷商文化的影响和浸染。
　　距离石楼百余公里的灵石旌介发现了三座商代晚期“丙”族墓葬。与鬼方一样，丙族建立的丙国也是商王朝重要的附属国，它们在保留当地文化特色的同时，也深受殷商文化影响。在发掘的1号墓底部正中有腰坑，墓圹填土中发现殉狗及牛头骨，这些都是殷商文化墓葬中常见的现象。墓中随葬的邑鼎和两件铜觚上均装饰有蛇纹，邑鼎的蛇纹位于器身的上腹部，呈“～”形，逆时针方向排列一周；铜觚的蛇纹也都装饰在器身的上腹部，均为“～”形排列一周，区别在于编号20的铜觚腹部蛇纹为逆时针方向，编号16的铜觚腹部蛇纹为顺时针方向，研究表明16号的蛇纹极有可能是铸造失误所致。
　　与商不同，周灭商后，没有继承前朝的殷商文化，反而对其十分排斥，也正因此即使周成王把胞弟叔虞分封到河汾之东这片深受殷商文化影响的土地，在周室子孙叔虞创立的晋国上层的墓葬即晋侯墓地出土的文物中也未发现蛇形元素，其他殷商文化更是十分罕见。
　　但叔虞封唐之后的唐国子民，除了少部分是叔虞从宗周带来的周人，还有一大部分土著居民。他们除了自身的文化特点，也曾受到殷商文化的影响，在晋侯墓地往西的晋国邦墓区便发现了蛛丝马迹。6081号墓是晋国邦墓区唯一一座随葬四件铜鼎的墓葬，另外该墓中还出土有铜簋、铜甗、铜尊、铜觯、铜爵、铜卣、铜盘等铜礼器、兵器、车马器、玉石器等。通过墓葬规格及随葬品可判断这座墓的墓主人至少为西周早期卿大夫级别的贵族，且墓中还出土有寝孳方鼎、戈父辛盘等商朝遗器。
　　另外，在铜尊和铜卣上还装饰有蛇纹。铜卣通高22.4厘米、口径19厘米，器身装饰有蕉叶纹、蚕纹、饕餮纹、云雷纹等，蛇纹在器身颈部及圈足各一周，左右对称分布，虽不作为主纹饰存在，但生动精致，增添了器物的美感和神秘。铜卣上蛇纹的形态、位置及与其他纹饰的相对分布均与铜尊相似。此外，在邦墓区随葬三鼎的6210号墓中的一件铜戈上也发现了蛇纹，蛇纹装饰在铜戈的内（nà）部，十分醒目。该墓的朝向为东西向，墓主应为土著居民。
　　根据《左传》中记载“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可知，在晋国周围有诸多戎狄部族，他们也曾受殷商文化的影响，或可以发现蛇形元素。在曲村——天马遗址往东20余公里便是翼城大河口，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霸国墓地，霸国是戎狄部族建立的国家，周建立后臣服于周室，后被晋国所灭。1017号墓为霸伯的墓葬，墓中发现了一件铜方鼎，该鼎通高19.5厘米，器身装饰有勾连雷纹、乳钉纹，鼎足装饰有饕餮纹，最引人注意的是在铜鼎口沿下的一周飞蛇纹，四面蛇纹均相对分布，中间以扉棱隔开，蛇纹呈“～”形，蛇眼之上有“十”字纹，蛇身饰有鳞片，从蛇头往后有飘逸的羽翼，就像蛇在飞翔一样，很有动感。与霸国类似的还有绛县横水发现的倗国墓地，后同被晋国灭掉，倗国墓地出土一件蛇形铜环饰，两蛇位于器物两侧呈“S”形，均为双头蛇，三角形的蛇头位于“S”形的两端，凸起的蛇眼，周身的鳞片，很有震慑感。
　　春秋时期，晋国“政出多门”，政治和经济上的各自为政，促使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突破了周文化的束缚，开始追求解放和崇尚自由，同时更推动了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晋国的青铜艺术在春秋晚期实现了一个质的突破，在塑造纹饰方面刮起了复古风——将淡出历史舞台的纹饰重新粉饰再次成为时下的“爆款”。
　　曾经流行于前朝的蛇纹就玩出了新花样。在晋国中晚期的都城——侯马新田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当时晋国的官方铸铜“工厂”，数以万计的精美陶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强大且发达的晋国，其中发现了不少新的蛇纹样式，大概有三类：一类是小蛇和饕餮、龙或鸷鸟的组合，形成了饕餮衔虺纹、夔龙衔虺纹、鸷鸟攫虺纹，这类纹饰均是将小蛇作为猎物，被更为凶猛的饕餮、龙或鸷鸟擒住。它们将一条扭曲的小蛇，衔在嘴里或者用爪子紧紧攥住，十分残忍和血腥。这既是对大自然弱肉强食的反映，又是春秋晚期列国争霸局面的写照，除了陶范中多有发现，在太原金胜村赵卿墓中的匏壶上也发现了鸷鸟攫虺纹；另一类是数以万计的小蛇互相缠绕形成的蟠虺纹，这类纹饰最为常见，不仅陶范中发现的数量很多，青铜器中也有很多，比如侯马上马墓地出土的蟠虺纹铜甗，太原赵卿墓出土的蟠虺纹盖豆、匏壶、蟠虺纹舟、蟠虺纹三足盘，浑源李峪出土的蟠虺纹鬲鼎，隰县瓦窑坡出土的蟠虺纹铜簋，洪洞南秦墓地的蟠虺纹铜罍等；第三类是写实的蛇纹，新绛柳泉墓地的镂空蟠蛇纹铜鼎、长治分水岭出土的蟠蛇纹当卢、隰县瓦窑坡墓地出土的蟠蛇纹铜鐎斗、万荣庙前村出土的郘钟和蛇纹方壶等。
　　在写实的纹样中有一种纹样不得不提，这便是将写实的蛇还有人或者鸟类组合相伴。现藏于美国弗吉尼亚诺福克博物馆的燕鱼纹铜壶的腹部装饰了龟、雁、鱼、蛇等动物纹样，其中的大雁最为幸福，不是叼着一只挣扎的蛇就是惦记嘴跟前的鱼；而收藏于美国洛杉矶的高柄小方壶的壶身上，则是一条蜿蜒的蛇在一个羽人头顶上，旁边还装饰着凤鸟，刻画得十分细腻。此类晋国独有纹饰在河南辉县琉璃阁和陕西任家嘴都有出土，凤鸟与蛇共生，周文化与戎狄文化并存，是时代的进步。蛇纹在沉寂百余年后于三晋大地焕发新生，又以新的姿态走向了远方。
　　在遥远的时光里，人们从大自然中认识了蛇这种长相奇怪、本领奇特的动物，它们身材修长却没有四肢，但可游走于草丛、山林间，对于古人来说这便是神灵啊！于是蛇成了智慧和能量的拥有者，以神权和王权的身份出现在了一件件庄重严肃的器物上，也根植在了中华文化的脉络中。它就那样静静地伫立在时间的光影中，幻化成千万条小蛇缠绕成万“巳”的样子，将如意和吉祥渗透其中，然后在新年的喜悦中，传递到千家万户。

袁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