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大地的历史长河中，山西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更是历史文化的巨大宝库，承载着无数的文明记忆。近日，2024年度山西考古项目汇报会暨第五届山西考古新发现论坛召开，六大考古新发现震撼揭晓：晋城市沁水县八里坪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同市云州区吉家庄新石器时代遗址、晋中市昔阳县钟村夏商墓地、吕梁孝义市西关东周及两汉墓地、大同市平城区文瀛南路北魏墓地、长治市潞州区陈村宋金墓地。这些发现涵盖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宋金时期的漫长历史跨度，为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山西地区的文化交流、聚落布局、社会发展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和重要线索。它们如同一把把钥匙，打开了通往不同历史时期的大门，让我们得以一窥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秘密。

黄土丘陵上的史前枢纽

　　八里坪遗址位于晋城市沁水县郑庄镇八里村与庙坡村之间，地处沁河东岸台地上，分布面积约100万平方米。该遗址于1982年文物普查时被发现。2020年，八里坪遗址被列入“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自此，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开始对其进行系统调查、钻探与发掘。
　　2024年，考古人员在前期工作基础上继续发掘，成功确认一座完整的庙底沟文化二期晚期建筑基址，面积近760平方米。基址呈排房形式，有回廊环绕，还附属石构排水渠等设施。现场出土的领玉环、玉璧等高等级遗物，彰显其特殊地位。通过解剖，明确了建筑的营建过程，先填夯基槽、开挖排水渠，再设柱础石，最后以红褐色土覆盖，形成独特装饰效果。中、内壕沟内的核心区，功能类似陶寺宫城，证实八里坪遗址存在同时期“宫殿”建筑。
　　除建筑基址外，考古成果丰硕。在东南部清理出龙山晚期陶窑和处理残次品的袋形坑，聚落功能区发生重大转变。浮选发现炭化水稻，结合黍米、粟米，表明当时掌握了旱作农业技术；动物骨骼检测证实已饲养黄牛、猪、羊；燧石制品及动植物考古证据显示，狩猎采集经济占据重要地位。此外，出土的玉石器原料、玉器等，见证了当时玉器制作技术的发展，10座墓葬中部分个体具有外地人群特征，推测与海岱地区龙山文化人群迁移有关。
　　项目负责人赵辉表示，八里坪遗址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多元文化交流枢纽。制陶工艺研究表明，这里既受东方先进文化影响，又与周边地区文化密切互动。此次发掘实证了黄土高原东南部在4300年前的古国时代，崛起了区域核心聚落，多元文化在此汇聚融合，生动展现了晋东南地区文明演化的进程。

唤醒桑干河的史前文明

　　吉家庄遗址位于大同市云州区，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是大同地区已知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北邻桑干河，南依殿山，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研究史前人类活动的理想之地。自2017年起，考古工作者多次在此发掘，今年的发掘更是收获颇丰。
　　2024年，考古队在遗址东西两区共清理遗迹212处，出土小件文物1600余件。此次发掘将吉家庄遗址的文化序列清晰划分为仰韶晚期与龙山晚期。西区的仰韶晚期遗迹出土的夹砂红陶罐等残片，与内蒙古海生不浪文化相似，证明桑干河流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是文化交融的枢纽。而龙山文化遗存则是本次发掘的重点，小型墓地中出土的玉钺，标志着当时社会已出现阶层分化。此外，以陶窑生产为核心的手工业作坊区的发现，揭示了龙山时期跨区域的技术交流与社会分工。
　　“每一次发掘，都像是与古人对话。”发掘执行领队、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郭梦雨感慨道。吉家庄遗址的发掘不仅是对历史的探寻，更是对人类智慧的致敬。浮选标本中粟、黍的发现，勾勒出先民以粟作农业为主的生业模式，也为研究史前人地关系提供了珍贵样本。
　　此次考古还承担着育人的使命。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22级本科生在此次发掘中完成了田野教学实习，将课堂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他们不仅学会了考古发掘的技能，更通过向当地小学生科普考古知识，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探寻文明的种子。

填补夏商考古空白的关键拼图

　　钟村墓地位于晋中市昔阳县，是一处包含夏商至战国时期多个墓葬的墓地。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落实“先考古、后出让”政策，对钟村墓地开展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发掘。
　　截至2024年12月，钟村墓地共发掘墓葬13座，其中有5座夏商时期的高等级墓葬，集中分布于2000平方米范围内。墓葬形制为近方形土坑竖穴墓，葬具为多重棺椁，有器物箱，是以男性墓主为核心的多人合葬墓，出土陶器、漆木器等50余件（套）。
　　夏商时期墓葬在晋东地区是第一次发现。为了探寻墓葬所在的遗址背景，发掘期间考古队对早期调查资料进行了梳理，并对松溪河流域展开初步调查，共发现夏商时期遗存9处；同时联合多家科研院校进行多学科合作，已开展体质人类学、碳十四测年、古DNA、同位素、朱砂、绿松石诸方面的科技检测和文物保护工作。
　　“钟村墓地发现的墓葬是目前夏商之际单体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墓葬，表明该地点是一处受二里头文化和下七垣文化影响，而独具地方特色的区域中心。该墓地的发现，填补了太行山西麓夏商考古的空白，构建了夏商文明研究的新格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钟村项目负责人曹俊介绍说。

演绎汉文化形成的历史长卷

　　西关东周及两汉墓地，位于吕梁市孝义市境内。从2023年11月至2024年7月，考古队在这片土地上共发掘出300座春秋晚期至东汉初年的墓葬，出土铜陶玉器等珍贵文物2700余件。此次发掘成果丰硕，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的148座墓葬，多为土坑竖穴墓，葬具及人骨保存良好，头向多朝北或朝东，出土器物组合丰富，反映出当时的生活风貌与丧葬习俗。
　　而西汉至东汉初年的152座墓葬，则多为带竖井式墓道的土洞墓，墓道位置、葬具及葬式都呈现出独特的时代特征。出土的铜器、陶器种类繁多，铜镜、铜钱等文物更是清晰地展现了当时的工艺水平与经济状况。
　　“孝义西关墓地规模宏大，延续时间长，发掘墓葬数量众多，在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中实属少见。”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关项目负责人段双龙介绍说，多样的墓葬形制和丰富的出土器物，为我们勾勒出该区域东周至两汉时期墓葬形制、器用制度等葬制葬俗的演变轨迹，全面展现了这一地区东周、秦汉时期的历史文化面貌，生动演绎了汉文化形成的历史图景。同时，对于研究晋文化和三晋文化的北进与发展变化，以及人群、社会与历史，都有着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价值。

见证北魏王朝的平城余晖

　　在城市建设的喧嚣中，一段沉睡千年的历史悄然苏醒。2024年4月至11月，大同市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建龙央玺房地产开发项目，在大同市平城区恒安街与文瀛南路交会口西南展开考古发掘。此次发掘成果丰硕，120座北魏墓葬中，砖室墓59座，土洞墓61座，包含3座砖构多室墓和56座单室墓。土洞墓形制多样，有方室墓、刀把型偏室墓、梯形墓室等，共出土北魏文物587件（套）。
　　从出土文字来看，墓葬年代集中在北魏太和九年至二十三年，未出现其他年号，明确了墓地使用年代。墓铭砖和墓志上姓氏多样，无同一姓氏集中现象，如M15崔寄奴墓与M138高謢墓均来自定州高阳易县，且M157出土墓铭为高阳太守谢还香，表明该墓地地域与人群来源属性明显，家族性质不突出。
　　崔寄奴墓志的发现意义非凡。“奴”字在正名中少见，与南朝刘宋皇帝刘裕小名相同，结合附近张奴墓及白兵三奴铜鍑，推测“奴”字在北魏可能有特殊象征。墓志记载墓田位置，为探寻北魏城郭范围提供参考，其书写体例独特，“后人不得妄认”的表述值得研究墓志源流。司马元伯墓铭砖同样引人注目。正面记载爵位、官职与史书一致，葬于太和十六年，官职多一领晖侯，有补史价值；背面墨书虽漫漶不清，但依稀可见东海公字样，与史书记载其袭爵后被降相符，见证了北魏太和十六年的爵制改革。
　　该项目负责人靖晓亭表示，此次发掘不仅揭示了平城地区太和年间迁洛前后，北魏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的变化，更见证了北魏王朝在平城的最后辉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北魏历史深处的大门。

解读晋东南宋金时期的社会密码

　　在长治高新区翟店工业园延安北路的建设工地上，一场与历史的邂逅正在悄然上演。2024年7月至9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牵头，对潞州区陈村西北部勘探发现的墓地展开发掘，9座宋金时期墓葬重见天日，为研究晋东南地区宋金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这9座墓葬类型丰富，有4座仿木结构壁画墓、1座仿木结构砖雕墓、2座仿木结构砖雕壁画墓以及2座土洞墓，出土了瓷器、陶器、铜饰、铜钱等68件精美器物。走进这些墓室，仿佛穿越到了宋金时期的建筑内部。壁面上的板门、耳室、棂窗，以及斗拱、撩檐枋、檐椽和凹槽式滴水，无不栩栩如生，展现出当时高超的建筑技艺。倒“凹”字形棺床和带有火烧痕迹的人骨，又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墓室壁画更是精彩绝伦，南壁的劳作图、散乐图、杂剧表演，东西壁的孝行图，北壁的李氏家族成员群像，生动描绘了宋金时期的社会生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M1西壁的“四景车”社火图案，极具地方特色，为研究当地民俗文化提供了独特视角。M1、M2、M4三座墓的明确纪年——金皇统六年（公元1146年），更为这段历史提供了精准坐标。位于北部的M8仿木结构砖雕壁画墓也毫不逊色。它每壁面阔3间，斗拱硕大，斜拱华丽，墓室彩绘和谐明亮，次间下部的浮雕孝行图和劳作图，以及棺床须弥座壸门内的砖雕神兽，都彰显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经研究，这批墓葬应为家族墓地，排列有序，6座砖室墓保存完好，内容题材丰富。项目负责人刘文杰表示，这次发掘成果意义重大，不仅为我们呈现了精美的随葬器物，更补充了晋东南宋金时期丧葬习俗、家族变迁和建筑艺术研究的实物资料，让我们得以一窥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人文精神。

本报记者王荔
本栏图片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