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协调”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2月16日出版的第4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文章指出，要坚持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迈向“十五五”，在发展实践中，下好协调发展全国“一盘棋”，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必将持续激发活力、释放潜能，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支撑。本期文萃版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探讨，以飨读者。

以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区域协调发展实践行稳致远
董雪兵

　　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阶段性新特征和区域经济演进新规律，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谋划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许多重要论述都收入《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比如，《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和举措》指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指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等等。
　　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蕴含丰富的原创性贡献，不仅深刻回答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怎么看”的认识论问题，更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怎么办”的实践论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提出“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并作出战略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谱写区域协调发展新篇章。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和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看到新时代以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比如，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基础等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发展不可能“齐步走”；不同地区在国家发展全局中承担的功能定位不同，不能单一以经济指标作为标准；等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作出重要部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出进一步重要部署，既有对已部署改革任务的延续、深化、具体化，也有根据新形势新要求提出的新的任务举措。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围绕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塑造我国区域发展新格局新优势。
　　有序促进区域联动发展。新时代新征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坚持和加强党中央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集中统一领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我们党在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的思路，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促进区域联动发展。在实践中，要加大实施力度，既推动各战略深度融合、功能互补，又坚决克服战略执行碎片化倾向。同时，发挥跨区域联结型地区的支撑带动作用，深化跨行政区合作，拓展流域经济模式；强化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确保党中央战略意图精准传导、有效落地，真正做到观全局、谋长远、布大局，使国家战略的整体效能得到最大程度发挥，形成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大合力。
　　在动态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立足我国区域发展实际，牢牢把握辩证思维方法，引导各地依据自身的主体功能定位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走差异化、特色化、集约化发展之路，才能不断提高区域协调发展质量。为此，要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促进区域创新链产业链高效协作，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实践中，坚持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支持具备条件的优势区域增强创新策源能力和辐射带动功能，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大差异化政策支持力度，通过更加精准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区域帮扶、产业协作等方式，促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振兴发展。同时，推动产业结构、人口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动态匹配，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贯穿于区域发展全过程。
　　促进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空间一体化的重要手段，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有力支撑。促进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既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内在要求。在实践中，要完善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等制度，坚决破除阻碍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公平竞争、高效配置的各种显性与隐性壁垒，消除市场分割；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促进先进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回报更优的区域和产业顺畅流动、优化组合，从而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同时，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型城市，增强部分超大城市对全球高端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
　　持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坚实长效保障。面向未来，要将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为此，要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财税、考核制度，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优化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生产地和消费地利益分享，健全区域间规划统筹、产业协作、利益共享等机制；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赋予省级政府统筹建设用地更大自主权；完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特别是完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把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落到实处；等等。通过体制机制的不断健全完善与协同配套，确保区域协调发展在法治化、规范化轨道上不断迈向更高水平，谱写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新篇章。（摘自2026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引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以数智技术推进高水平区域联动的现实路径
岳利萍 杨欣怡

　　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伴随数智技术加速迭代与深度融合，区域间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方式正经历深刻变革，以高水平区域联动促进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必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顺应数智技术的特点，构建休戚与共的“发展共同体”，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塑造发展新优势。
　　强化数字基础设施跨域互联互通。实现要素跨域数字化贯通与网络化互联，是促进区域联动发展的前提条件。一是共建数字基础设施，强化设施互联。加快建设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形成覆盖全域的高速数据传输网络和智能算力调度网络，积极对接与共建跨国数字基础设施，增强全球数据连通能力，夯实区域联动的数字底座。二是共享数据资源，促进数据互通。着力建立统一、规范、安全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打破行政部门、行业领域与地域层级间的“信息孤岛”，推动多源数据有序汇聚与合规开放，建立健全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推动国内外数据标准的兼容互认，提升数据整合利用效率。三是共筑算力平台，实现算力协同。统筹布局算力合作网络，推进公共算力资源汇聚与智能调度，提升算力供给效能与普惠服务水平，为高水平区域联动提供强大算力保障。
　　加强重点城市群协调联动发展。城市群是区域联动发展的重要载体和依托，是区域间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协同联动的关键环节。一是推进要素市场一体化，夯实联动发展基础。通过统一流通规则、互认标准与信用体系，推动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关键要素有序流动与精准匹配。二是加快公共服务制度衔接，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公共服务网络，推动城市群内社保、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政策的互联互通与资源共享。三是深化产业分工与协同，提升联动发展效能。依托大数据精准分析各城市群的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推动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形成梯次联动、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创新联结地区的协同治理模式。区域联结地区具有区位中介性、功能枢纽性和发展联动性，依托数智技术完善联结地区治理架构，是更好发挥区域联结地区支撑带动作用的突破口。一是构建由相关地方政府、企业与社会共同参与的数字协同治理平台，形成权责清晰的联合决策与执行体系，为要素流动与功能整合提供制度保障。二是构建区域性一体化数字孪生平台，实现应急联动、生态监测、交通疏导、市场监管等跨域运行态势的全息感知、智能分析与动态推演，提升全域全时风险防控能力，增强区域整体韧性。三是建立跨行政区GDP分计、税收共享、生态补偿等利益协调工具，对合作园区、飞地经济等协同产出进行科学核算与分配，激发区域合作内生动力。（摘自2026年2月24日《光明日报》，原标题为《数智时代如何促进高水平区域联动》）

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史守林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着眼于提高城市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承载能力，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都市圈发展作出新部署，强调要推进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这为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路径。
　　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都市圈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地理空间与经济社会功能的紧密耦合，有效整合资源、优化分工、促进联动。目前，国家已经批复了20个现代化都市圈，都市圈发展呈现出良好势头。“十五五”时期，都市圈将继续扩围增量，加快形成多极点支撑、多层次联动、网络化发展格局，不断提升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韧性和可持续性。
　　提升政府职能部门的服务效能。制定和实施协调一致的政策，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居民共同参与，提高治理能力，通过各维度的协作以达成区域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健全评价体系，及时发布评估报告，为各地都市圈发展规划评估、规划修编等提供技术支撑。着力研究破解都市圈建设中涉及的利益分成、税收分享、GDP统计归属等核心问题，为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提供良好政策支持。
　　科学合理编制发展规划。充分吸取先行地区的经验，深入研判国际环境、新型城镇化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新趋势、新特征，做好都市圈发展规划与国家、省级、市级相关规划的衔接，因地制宜，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站在整体利益的角度，推动都市圈发展规划落地实施，推动规划统一编制、项目统筹布局、政策协同落实，共同提升同城化发展水平。
　　促进都市圈要素资源有序流动。按照统一大市场要求，打破行政藩篱，促进中心城市、周边城市间生产要素的科学有序流转，使商品、资本、技术、信息、劳动力在区域内实现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全面形成要素高速对流新态势。推动人力资源市场、土地要素市场、技术市场和准入标准、金融服务、市场监管等方面一体化，推动要素资源跨区统一管理、配置和交易。协同优化都市圈营商环境，建立都市圈经营主体维权服务平台，共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推动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突出产业规划引领，根据各城市不同资源禀赋和基础条件，进一步明确产业定位、细化产业分工、加强产业协作，构建错位发展、各具特色、优势互补、协同高效的都市圈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形成“总部+基地”“研发+生产”“生产+服务”等协作模式，构建中心至外围梯次分布、链式配套的产业格局。通过建立区域性产业联盟和合作机制，促进技术创新和成果共享，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中形成更强合力，提升整体产业链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积极培育都市圈先进制造业集群，高标准建设经济合作区、科技创业园，实现产业双向有序转移。对中小城市的民营经济和优势产业予以积极扶持，为其承接大城市产业和带动城镇乃至农村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大力发展低碳产业和生态农业，促进文旅融合发展，走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相结合的绿色发展之路。
　　推动数智技术赋能都市圈发展。坚持“全域一盘棋”理念，出台都市圈数据产权界定、跨域数据流通、隐私安全保护等系列规章制度。打破地域部门数据壁垒，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的“一网通办、全域通办”。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推动企业间的信息共享、产能对接与技术协作，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构建都市圈社会治理平台，集成社会治安、应急管理、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监测数据，实现城市治理的精准化、智能化。培育都市圈数智化发展生态，加大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扶持力度，吸引一批龙头企业、创新型企业集聚发展。建立都市圈人才共享机制，推动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培养一批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营造良好的数智化发展环境，加大对数字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不断激发数智化联通的内生动力，为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摘自2026年3月2日《学习时报》）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曾秀琼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升产业支撑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成为新形势下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方向和重点。
　　随着中西部地区核心城市的崛起和沿海地区产业向内陆转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不断缩小。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我国人口流动新趋势和城市发展规律，针对异地城镇化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部署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2020年县城和县级市城区常住人口增长超30%。县城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作为“城尾乡头”的县城在协调工农城乡关系中的“战略支点、关键枢纽和基本单元”作用更加突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日益彰显，不仅是对异地城镇化的补充和优化，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深远影响力。一是有效缓解“大城市病”。为庞大农业转移人口提供除大城市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能够有效减轻超出承载能力的人口大规模扩张给大城市带来的资源、环境、交通和社会治理各方面压力。二是有效降低社会成本。通过促进县域产业与人口集聚协同发展，吸引转移人口回流创业就业，能够有效破解过去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后引发的“空心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以及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攀升、社会关系不稳定等社会问题。三是有效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一方面，通过推动资源要素下沉到县域和乡镇，实施取消城市落户限制、放宽落户条件等政策措施，能够有效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流得进、扎得下根；另一方面，通过市场化改革引导资金、技术等流向农业和农村，能够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实现一体化发展。此外，还可以在激活县域经济的同时，有效保护乡土文化，农民不必像异地城镇化那样远走他乡，能够更好地维持其熟悉的乡土社会网络和文化环境，更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
　　郡县治，天下安。我国县域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九成，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各个地区县城差异极大。不同县城所在的区域城镇化率不同，城乡融合的程度有高有低、有深有浅，不同县城的人口、资源、区位、产业等条件都不一样，发展目标和要求也大有不同。
　　要全面梳理对标国家规划和政策导向，结合县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主体功能定位等，综合分析研判，精准确定哪些是大城市周边县城、哪些是专业功能县城、哪些是农产品主产区县城、哪些是重点生态功能县城。县城类型确定以后，各地应明确主攻方向，聚焦每一类县城的发展重点，在差异化发展上做文章。研究制定差异化的产业发展、设施建设、要素保障策略，瞄准不同类别县城发展定位需求精准“滴灌”，避免“一刀切”。通过规划引领、项目支撑、要素保障和机制创新等举措确保分类发展策略落地落实。
　　位于城市群和都市圈范围内的县城，分类推进重在“融”。发挥“近城”优势，服务和融入邻近大城市，强化同城效应与产业协同，走好“同城化发展”之路，建设卫星城。着力推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信等与中心城市互联互通；推进产业与中心城市深度互补，精准承接中心城市产业链的特定环节，发展配套制造业、仓储物流和后台服务等，避免同质化竞争；积极承接中心城市外溢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功能。发挥“连乡”作用，带动乡村融合发展，特别是加快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持续向乡村延伸覆盖；促进县域产业合理布局，拓展要素流动渠道，提升对区域尤其是乡村的辐射带动能力。
　　具有特定专业功能的县城，分类推进重在“专”。依托自身资源、交通、区位优势和专业特色，持续做特做优做强，走好特色产业集群化与品牌化发展之路，不断强化专业功能，建设特色县。突出发展“一县一业”，集中资源培育一两个主导产业，培育龙头企业，避免“小而全”，做到“小而专、专而精”；延伸产业链条，围绕主导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发展壮大链主企业，构建专业化集群式产业格局；打造专业平台，建设特色产业园区、专业市场和技术创新中心。
　　位于国家农产品主产区内的县城，分类推进重在“链”。围绕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稳定目标，走好推进农业全产业链增值之路，建强农业县。发展精深加工，大幅提升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和附加值；强化服务功能集聚，发展农业科技、仓储物流、品牌营销等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其集聚规模和效应；促进三产融合，强化数字技术赋能，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高质量建设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分布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的县城，分类推进重在“绿”。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推进“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走好创新生态产业价值实现之路，建设生态县。发展适宜产业，在严格保护前提下，发展生态旅游、康养、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完善补偿机制，通过制度创新优化纵向补偿、拓展横向补偿、深化市场补偿，形成“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价值导向；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制定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标准，市场化赋能品牌打造，构建生态乡村休闲旅游模式，提升生态产品附加值，运用数字平台等技术赋能实现生态数据实时采集与智能合约自动执行降低生态产品交易成本；有序承接人口，提升县城公共服务能力，打造宜居宜业现代化县城，推动生态超载地区人口逐步有序转移。（摘自《求是》杂志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