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原永祚寺(双塔寺)两塔之间的过殿内,悬挂着一口雄浑古朴的明代大铁钟。这口铸造于明万历四年(1576年)的古钟,不仅是一件宗教法器,更是明代晋藩宗室特别是晋敬王朱慎镜时期,方山、宁化等王府联合铸造器物的重要历史物证,浓缩了晚明太原晋藩宗室的社会网络、信仰世界与工艺水准。
永祚寺这口铁钟明确铸款“万历四年三月方山王府家佛堂”,考其铭文所涉人物与年代,正值晋敬王朱慎镜管理晋府事务期间。
明晋藩始封于明太祖朱元璋第三子朱棡。洪武三年(1370年)朱棡受封晋恭王,是明代九大塞王之一。晋藩传至第七代晋简王朱新㙉时,大宗因无嫡长子嗣出现传承空位。万历三年(1575年)朱新㙉薨逝后,朝廷于万历四年(1576年)敕令晋简王朱新㙉之侄、镇国将军朱新墧的嫡长子朱慎镜,以辅国中尉身份暂理晋王府府事,后续准其袭封晋王。正是在朱慎镜奉敕管理晋王府事务的万历初年,太原城内晋藩各支宗室发起了这场跨郡王府的合铸大钟功德活动。
据钟身残存铭文载,此次铸钟由晋长府(即晋亲王府本支)领衔,联合方山王府(第一代方山王为晋定王朱济熺第五子朱美垣)、宁化王府(第一代宁化王为晋恭王朱棡第五子朱济焕)、新化王府(新化郡王亦出自晋藩支系)等多支宗室共同捐资。铭文中“辅国中尉慎镜”“奉国将军知□”“奉国中尉慎□”“新□”等名讳,恰对应晋藩字辈“知—新—慎—敏—求”,证明参与铸钟者涵盖了晋藩“慎”字辈辅国中尉以上宗室及“知”“新”字辈郡王后裔。“宗诚心意造钟”的铭文,更直白道出这是一场晋藩宗室集体表达虔诚信仰、祈求阖府平安的功德活动。
现存永祚寺主体建筑(无梁殿、双塔)建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之后,而这口钟早于寺院二十余年铸成,初供于方山王府家佛堂,后归入永祚寺,成为晋藩与太原佛教文化渊源的珍贵遗存。
该钟为生铁浇铸,通高约117cm,口径约95cm,体量厚重。整体形制具典型明代北方大钟特征:顶部设高浮雕蒲牢(龙形)钮,供巨木穿杠悬吊;钟肩环饰八卦纹,是典型的“道佛兼用”格局,亦暗合明代宗室崇尚道教方术与三教合一之风。钟身以凸弦纹划分为多个矩形铭文区,分别铸录各支宗室捐资者姓名、爵位及“皇图永固、帝道遐昌、宗支繁盛、祈保平安”类愿文,字迹为阳文楷书,结体方正,具明代台阁体遗韵。
下部钟裙微侈,口沿作八瓣葵口处理,既增强共鸣效果,又使视觉重心下沉稳当;裙部间饰卷草纹、云雷纹,无繁缛浮雕,符合宗室家佛堂用器庄重内敛的审美取向。铭文中“方山王府家佛堂”六字尤为关键,表明此钟最初是王府家庙(家佛堂)专用之钟,非一般民间社庙所铸。
这口明万历年间的大铁钟,是一部凝固在生铁上的晋藩家族史与太原城市记忆档案,承载着独属于晚明晋地的厚重历史余温。
一是记载了晋藩世系。钟铭保存了方山、宁化、新化诸郡王府“知”“新”“慎”字辈宗室真实姓名与爵位(奉国将军、辅国中尉、奉国中尉等),是《明史·诸王表》之外珍贵的晋藩宗室补证材料,可校正部分郡王世系传承记载。
二是晚明宗室社会史标本。它实证了万历初年晋藩各府并非孤立生存,而是通过共铸法器、联署愿文等方式维系宗族认同与政治联结,尤其铭文出现“慎镜”之名,为研究晋敬王朱慎镜管理晋王府时期的宗室活动提供了罕见实物。
三是明代发达的铸铁工艺的见证。该钟采用泥范法浇铸,铭文为预刻陶范拼合后一体浇铸成型,字口清晰深峻,展现了太原地区明代成熟的大型铁器铸造技术与宗室器物严格的范铸工序。
这口明代铁钟,是晋敬王朱慎镜奉敕管理晋王府之年,方山、宁化、新化诸王府联心合铸的信仰之钟。它身上斑驳的八卦与铭文,记录了明晋藩宗室的祈愿、联谊与荣光。凝视这口古钟,触摸到的是一部凝固在金属上的晋藩家族史与太原城市文化记忆,文脉之音,承传久远。
胡春良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