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2年参加高考并被北京大学录取的，之前考过理科，不第，转考文科，中了。
　　那时候还是考完紧接着就报志愿，不像现在是考完并在成绩出来之后再报志愿，所以，大家在报志愿的时候多少都有点盲目性，也有些理想化。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最热门的就是法律和经济，很多同学在报考的时候都选择了法律和经济，我就读的是临猗中学，在恢复高考的最初八年，曾连续位居山西省升学率之首，被称为“八连冠”，每年都有考取北京大学的，而且前后几届差不多都是法律系、经济系。
　　志愿报上去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当通知书下来之后，录取的学校是北京大学，不是法律系或经济系，而是历史系考古专业，这无疑是在热望的期待中突然一盆冷水浇了下来，一想到在社会大潮来临之际，大家都去做弄潮儿，自己却钻了冷门，所以非常沮丧。考古是个什么概念、具体是干什么的，家人、自己及周围的人都是茫然，倒是我们中学的副校长邵振轩老师知道我的情况后说了句：“这是个冷门，以后容易出成绩。”被中国最高等的学府录取，还是十分欣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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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学了，面对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新颖，不是物质而是精神，是知识。那时候，物质生活极不发达，大家都差不多，尤其是我们专业的同学大都是从农村来，大家吃穿差别不大，彼此不会有多少攀比和心理落差。但北京大学的学习氛围却扑面而来，对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冲击，一张张求知若渴的面孔、图书馆海量的图书、各种讲座，令人兴奋且眼花缭乱，我们就像干涸的海绵突然遇到充足的水，在沙漠中久行有了水源，在知识的海洋里大量涉猎漫游，学习兴趣也很广泛，但我个人就是提不起学习本专业的兴趣，还是不愿意学考古，用老师们的话说，就是专业思想一直坚定不下来，就像突然被套到笼套上的小马驹一直不服套一样，总想挣脱。第一学期的专业课学的是旧石器时代考古，从摸人体骨骼结构开始，加之学习各种石器的特点，什么尖状器、刮削器等等，非常枯燥，加之本人对专业有抵触情绪，所以，在期中考试的时候竟然没有及格。
　　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成立了，考古系是由历史系考古专业独立出来的，考古成为独立的学科，宿白先生是第一任系主任，但我的心思仍然没有变过来，真可谓身在曹营心在汉！无论身心在哪里，读书学习倒是没有停止，但实话实说，是盲目的，懵懵懂懂的。
　　大学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是实习。我们在校期间及前后时段里，北京大学的考古专业及后来的考古系的课程设置是这样安排的：分专业课和其他课程，专业课包括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隋唐考古、宋元考古几个大段，每大段一个学期，其他基本课程还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哲学等，专题课则有古文字、石窟寺考古、古代建筑、中国古代文选、先秦史等。前两年是在校学习专业基础课，后两年安排两次实习，每次一个学期，分别安排在大三、大四的第一学期，第一次叫生产实习，第二次叫毕业实习。
　　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的学生生产实习主要分两个地方，一个是山西的曲沃曲村，一个是山东的长岛。曲村，主要遗址内容是商周；长岛，主要遗址内容是新石器。从1980年开始，并且正好是逢双的学生到山西，逢单的学生去长岛，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这样的实习奠定了后来中国考古在这个年龄段一大批中坚力量，逢双挖商周逢单挖新石器也某种程度上造就了大家从业后主要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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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村—天马遗址是西周时期晋国一个重要的遗址，后来的发现和研究也确定了这里是晋国西周时期都城所在地，选择这里长期做考古发掘是以邹衡先生为首的北大考古专业商周组的眼光，丰富的地层堆积也是作为学生实习基地的理想地点。大家在这里走向田野，由入门到专业，今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曲村是考古的圣地，北大考古学生精神的家园，而对于我个人来说，是考古升温的驿站。
　　我们在曲村实习的带队老师是李伯谦老师、刘绪老师和当时的在读研究生张辛老师。李伯谦老师当时47岁，刘绪老师35岁，张辛老师20多岁。李伯谦老师是考古大家，今年是他的从业考古教学60周年一花甲，7月份，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邀请国内考古界众多精英齐聚河南郑州，举行了一个“李伯谦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及李伯谦先生从业教学、考古60周年”纪念座谈会。刘绪老师是国内商周考古公认的大家，也是考古界有名的“好人”，学术水平和完美的人格令每个人尊重。张辛老师当时是读邹衡先生的研究生，风华正茂，才气逼人。
　　在曲村的发掘，先是发掘探方，后来发掘墓葬，我们从布方开始，挖土、用手铲刮平面、辨识土质土色、划地层、判断每一个现象、清理遗迹、绘图、填写标签等，每一步都是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去做，非常严格，所谓“持手铲、划地层，上穷三代故事；临碧水、卧土炕，下通世风民情”，白天骄阳下发掘，夜里青灯下上课，老师们与我们同吃同住，我们体会着专业、拉近与老师的感情，也增加了我对考古的认知。
　　随着两次实习的结束，大学就快毕业了，也面临着考研究生。当时我们班有好些同学选择了报考专业研究生，而我却没有。毕业分配就回到了山西，成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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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10月底一个早晨，我和一位同事坐了一夜的硬座到了侯马。我们要去的是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工作站所在的路西是一片刚刚被拆的废墟，在深秋的早晨被蒙上了一层浓浓的白霜，一片肃杀。看到这一切，我的心也凉了，刚刚升起来的考古温度也陡然降温。
　　在侯马工作的10多年，发掘、读书、写作，做了大量的卡片，起初对晋南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感兴趣，从老的材料——芮城西王村、东庄村到新材料——垣曲古城东关、丰村、曲沃方城，到陶寺、东下冯的材料，按照遗址单位、陶器等都做了大量的卡片，后来在师友们的启发下，又对山西商代考古材料、山西及周边的周代晋系统的墓葬材料逐个做卡片，同时读史，《国语》《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这些必读之物都翻过好几遍。清楚地记得，炎热的夏天，外面是打牌的喧嚣，我在屋里做卡片，青灯黄卷，卡片厚度在一天天地增加，我的考古温度也在一点点地增加。
　　1995年到1996年，我参加了国家文物局在郑州西山遗址的领队培训班，这是一个严格的训练，从发掘到整理资料，地层学、类型学实践运用，使我们成为一个合格的考古领队。
　　2002年，我受命负责我们单位与北京大学在曲村—天马遗址的合作工作。环境的改变，似乎也改变了我对考古的认识，我开始安下心来做考古。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我发掘了三个重要遗迹，一个是绛县横水倗伯夫人墓葬，一个是曲沃羊舌晋侯墓地，一个是曲沃北赵晋侯墓地1号车马坑。
　　2004年12月，我受命与几位同事接手绛县横水西周墓地的发掘，我负责发掘倗伯夫人墓。收获有二：其一是发现一个不见史料的古倗国，获得本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二是发现并提取了荒帷——3000年的一个奇遇！我们用了7个月的时间，将荒帷尽可能地保存下来，这次发掘，让我们获得了当年度的国家文物局颁布的考古田野一等奖，须知，国家文物局田野奖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设立的，第一届的一等奖颁给了秦始皇兵马俑的发掘，其后十多年一直空缺，直到这次我们取得。
　　2005年7月，我又率队开始发掘曲沃羊舌晋侯墓地。这是围绕着曲村—天马遗址周边的又一处晋侯墓地。在墓地的北边，是几组晋侯及夫人墓葬，我所发掘的1号墓、2号墓，后来被认定为晋文侯或者其儿子晋昭侯的墓葬。这组墓葬是迄今为止山西发掘的先秦时期规模最大的一组墓葬。近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闻喜邱家庄发掘的M5001组墓葬规模与之有一拼。因为墓葬在早期被盗扰，里面用于界定墓主人身份的主要东西不见了，就带来很多困惑，所以对于这组墓葬的研究，带来探索的激情，学界也引起了争论和反响。
　　2006年春节过后不久，我们开始发掘曲村—天马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的1号车马坑。这个工作直到2007年底才结束，持续两年之久。这个车马坑东西有21米，南北15米，也是迄今为止在全国西周时期最大一座车马坑，包括48辆车和105匹马。发掘车马坑是考古田野发掘中难度最大的，对发掘技术要求很高，是土中找土，是对考古工作者的考验，很多人望而却步。事实上，以往也确实有很多车马坑被挖坏了、削掉了轮子的情况比比皆是，我们在发掘的时候就制定了严格的发掘方案。
　　至今还记得，在开始发掘后的一段时间，炎热的夏天，我和雷兴山光着膀子在闷热的坑里讨论发掘方案，场景历历在目，最终，在李伯谦、刘绪老师的指导下，在北京大学常怀颖、冯峰等众学子及技工师傅的一起努力下，一辆车都没有被挖坏，完整地再现了当年的车马坑，这个工作也成为一个经典之作，也成为大学里面教学的一个案例。对车马坑的发掘获得国家文物局田野三等奖，刘绪老师每每谈起此总觉不平，觉得应该是一等奖。
　　也正是在2004年，绛县横水1号墓的发掘、2005年到2006年曲沃羊舌晋侯墓地的发掘、2006年到2007年曲村—天马遗址北赵晋侯墓地1号车马坑的发掘让我一步一步坚定了考古的思想，建立了对专业的信心，不再心猿意马，不再犹疑思想，塌下心来，实实在在地做考古，把考古作为我的终身事业来做。
　　大概从2000年开始，我开始关注古玉的考古出土材料，再加上在考古发掘中又碰到了很多古玉，后来我又接手晋侯墓地的玉器资料，所以就多了对古玉的关注与研究，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在其后的几年，我相继编辑了《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山西卷》及撰写了《中国玉器通史·西周卷》，并在玉器、玉文化这一块有了更多的心得体会。
　　多年的从事晋文化考古工作，尤其是我兼在晋国晚期都城—新田遗址和早期都城曲村——天马遗址的爬摸滚打，在晋文化研究及晋文化的历史考古这一块有很多心得体会，这样的阅历和体会，非一日一时可得可有，也正是这样的阅历，使我一步步认识了考古，正所谓学史明理、学史崇德、学史增信、学史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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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国家层面重视考古，将考古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想，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是由一点点的基础构建起来的，我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为此贡献了自己的一点力量，心中热情油然而生，虽然最初的选择是被动的，但最终无悔这个职业。
　　也许，在别人那，考古是雷是电是风是火，如核弹爆发，迅速升温直至无极，但在我这里，是慢热型。可以说，直到40岁之后，才不再心猿意马，才踏实下来做晋国考古这一块儿。考古在我的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考古在我这儿不断地升温，最终成为我心目中最热的一块热土。

　　作者：吉琨璋 供职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从事田野考古近四十年，参加和主持多项重大田野考古发掘，主要有侯马晋国晚期新田绛都遗址、曲沃晋国早期都城曲村—天马遗址，其中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发掘曾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及国家文物局颁发田野考古一等奖，晋侯墓地1号车马坑发掘获得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
　　研究范围主要是先秦时期的夏商周历史和考古，尤对晋、晋国、晋文化有深入思考，参加大型考古发掘报告《乔村墓地》的编写，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山西卷》，著有《中国玉器通史·周代卷》，发表近百篇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章。又于先秦青铜器、玉器及玉学、玉文化鉴赏方面多有留心，并有著述。
　　多次应邀在省、央视多套多档栏目如《探索发现》《社会与法》（文史版）等录制节目并播出，作为顾问专家参与央视《如果国宝会说话》系列节目制作，作为嘉宾参加央视一套节目“中国考古大会”《探秘晋侯墓地——寻找西周时期晋侯世家》录制。多次应邀在国内、北美、港台等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如美国斯坦福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等讲学及参加学术会议。多年来致力于文化传播，在全国各地作历史、考古、文化讲座百余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