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姓余，五寨丈子沟人，是我初中的同学，当时十三四岁，一上初中，我们分在同一个班，慢慢地，我们熟识并结成金兰之好。虽然我们没有焚香跪拜，但在心里彼此成了拜把子弟兄。
　　建国比我早出生约一个月，所以他是兄，我是弟，但是因为关系密切，谁也没叫过谁兄或者弟，但我俩就是好兄弟。结识以来，没有面红过一次。
　　每到周末的时候，不是我到他家，就是他到我家。而且彼此双方的家长对我们是满意的。那时候居住条件差，晚上我们是和父母在同一个炕上睡的。大人们，背着我们也说一些悄悄话，但是我们并没有真睡着，是可以听到的。有一回，建国父母的谈话让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二明倒是个好娃娃，可就是脸上有一片痣。要是念不成书，娶媳妇儿都得发愁！”
　　打那以后我去他们家的次数便少了，而且我开始变得自立自强，敏感而倔强，多么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活成普通人的模样！
　　建国的家境比我好，他父亲是个正式上班的，我父亲是个民办教师。也许受家庭影响，他读完初中就跟着他父亲做买卖了，据说买卖做得风生水起，做过煤炭买卖，也贩过粮食；而我初中毕业以后上高中，高中毕业以后继续补习，最后上了师范院校，毕业后当老师，教学生，一直没离开过学校。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就像平行线一样，没有交点。
　　就在我高中补习快绝望时，我的亲戚曾动员我去投奔建国，让他拉一把，要不然书没念成，又没钱，待在村里只能打光棍。我不甘心，没有听从亲戚的动员，而是低着头又去补习了。
　　然后我们这两根平行线一直保持着，建国当了老板，我当了老师。我们俩的共性就是要强，不服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虽然历经多年，心里仍然默默地挂记欣赏着对方的缘故。
　　我虽然上班，但是日子过得很紧张，不得已，课余补补课贴补着穷日子，因此在社会上有我补课的名声。因为建国的儿子嘉玮的成绩，我们多年后第一次非常体面地坐在一张桌子上吃过一顿饭。
　　后来不知什么缘故，孩子的课就没有补，但是建国告诉了我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说他得癌症了。他说这话时，很平静，很温和，让我将信将疑。因为他的外观、气色状况，我根本看不出他有一点点生病的模样：身高足有一米八，体重应该在180斤左右。这种体魄无论如何都不能和一个癌症患者联系起来。怀着好奇我询问了其他同学，大家都说，建国确实患过癌症，是胃癌。而此时离他患癌症，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年，我却全然不知。
　　我们那次吃饭，是他的癌症已经几乎痊愈的第三年。第四年春天，他去复查，结果胃里又出现了癌细胞。以后不到半年时间，建国身体每况愈下，我和庞瑞军去看望他时，他的体重不足60斤，几乎就是皮包骨头，身型、脸型瘦得已经没有了原来的一点模样，每天躺在气床上，气息奄奄，苟延残喘。但是听说我要去，要强的他硬是在他的妻子和我的搀扶下到院子里沐浴了一回日光。轻易对生命说“再见”，对任何人来说都很难！他说话跟个正常人似的，他说：“等下个月我好了，咱们就在我家吃顿饭，你们喝酒，我看你们喝！”仿佛他的身体马上就可以康复似的。唯有建国本人知道他为了这一次痛快的表达，要积蓄几天的精力，接下来他会像冬眠的动物一样经历一次漫长而痛苦的蛰伏。我明白建国彼时对生命的渴望是多么强烈、迫切！
　　大约两个月以后，建国的电话铃响了，我欣喜地呼出了建国的名字。但是对方的应答，让我瞠目结舌，因为我听到的是建国的儿子嘉玮的声音：“管叔叔，我爸爸没了！”我一时语塞，竟不知该如何应答。我强压着心中的悲痛，不让自己失声，因为我还得安慰这个未经世事的孩子。
　　建国的葬礼虽然有点凄惶，却也不冷清。葬礼上，戴孝的各色亲朋好友行色匆匆，都自己找活儿干，大家心里只想着能把他的最后一程送好。许多原来的熟人见了面，没有寒暄，将惋惜与心痛表达得清楚明白。开往墓地的车队中有几辆豪车，据说是建国买卖上的朋友的，建国妻告诉我，为他的病有几个朋友帮了建国不少，要不建国早走了。
　　生命，在42岁定格。
　　嘉玮写了告慰父亲的祭文，字里行间透露出18岁的稚气，对父亲坚强意志的敬畏。故友虽逝，音容笑貌犹存，清明时节，又现眼前，建国之“硬气”依旧动容，催我自强，作此文以祭在天之灵。
　　愿挚友地下安息！

管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