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厚重的三坊七巷，坐落着众多名人故居，不乏林则徐、沈葆桢、陈宝琛、林觉民、冰心等风云人物，其中郞官巷20号是严复先生晚年居住的地方。据说，时任福建督军李厚基为先生从京都回乡后所购，先生一生中的最后时光在这里度过。庭院内前天井宽阔，两侧为回廊，西廊有边门通向西花厅。后天井仅三米见方，左右有披舍。花厅靠北为双层楼平房，楼下是敞厅，楼上为单开间，室内白灰平漫天花，前后走廊、栏杆均为仿西方建筑纹饰，保留当年的装修风格。
　　主座厅堂悬挂“吾宗之光”四个大字，取自其孙女辜严倬云和孙女婿辜振甫的祭文，暗含先生原来名字“严宗光”之意，也体现了后辈的一份崇敬之心。
　　在我国近代史上，严复先生是一个标志性人物。先生（1854.1—1921.10），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虽然定位于资产阶级改良派，但不同于康、梁从传统的公羊学说阐释变法主张，另起炉灶，从英国的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思想出发主张变法，提出许多新思想、新主张。这源于先生在英、法等国的宝贵经历。留学期间，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思想和制度产生浓厚兴趣，经常旁听案件审理，做了大量实地调查，认真思考，特别是翻译孟德斯鸠的经典著作《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并加了许多按语，阐述他的法律思想和观点，揭露批判清王朝政治法律制度的腐败。先生没有专门的法学著作，其法律思想和观点散见于翻译的著作里。
　　先生的变法思想源于达尔文的天演进化论。他翻译了达尔文的《天演论》，深受进化论的影响。他说“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与物争，或存或亡，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与其所遭值之时与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官其相谋相济者焉，夫而后独免于亡，而足以自立也。”又云：“天择者，择于自然，虽择而莫之择，犹物竞之无所争，而实天下之至争也。”从天之道推延至人之道，引伸出人类的行为准则，是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他说：“法犹器也，犹道涂也，经时久而无修治精进之功，则扞格芜梗者势也。以扞格芜梗而与修治精进者并行，则民固将弃此而取彼者亦势也。此天演家所谓物竞天择之道，固如是也。”政治法律制度就像大自然变迁一样，必须与时俱进，天亦变，道亦变，乃是自然规律。先生对顽固守旧派进行猛烈批判，认为专制是没有法律的君主统治。秦帝国以来虽然颁布许多法律，只是统治臣民的，而皇帝不受约束，是专制主义的法律。他说：“中国立宪，固已有四千余年，然而必不可与今日欧洲诸立宪国同日而语。今日所谓立宪，不止有恒久之法度也，将必有其民权与君权分立并用焉。有民权之用，故法之既立，虽天子不可以不循也。”他还对洋务派的变法思想进行批驳，认为“洋务变法，不是真变法，而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可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
　　在政治观方面，先生强调自由和民权。他指出：“小已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已自由也。”进一步阐述：“外患深者，其内治密；其外患浅者，其内治疏。疏则其民自由，密者反是。”个人自由与外患深浅成反比，没有外患时，可放松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外患越深，个人自由越少。其见解不可谓不深刻。先生认为自由是西方文化的精髓，中国需要引入自由，但国家危机深重，在一定程度上需减损个人自由，以维护国族自由，绝不能让当权者主动以国族自由为名取消个人自由。在百多年前，能如此客观辩证地认识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实难能可贵。先生认为自由的根本在于民权，而民权需要制度来保障。这个制度就是君主立宪，学习英国的君主立宪制，通过制定宪法限制君主的权力，限制君主权力的滥用，才能保障人民的权利。“盖立宪之国，虽有朝进夕退之官吏，而亦有国存与存之主人，主人非他，民权是已。民权非他，即以为此全局之画长久之计耳。”
　　先生的法治观正是在物竞天择的哲学观和君主立宪的政治观基础上产生的。他认为法治不单纯是简单地以分权制衡展开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行使，关键是通过推行地方自治，以新民德。没有地方自治作为基础，开发民智，培养民德，国会是靠不住的。他被选为资政院议员，却经常迟到早退，甚至不参加会，遭到其他议员批评。先生非常重视司法权的行使，批判司法的黑暗惨无人道，与沈家本等人呼吁废除凌迟、枭首等酷刑，废除刑讯逼供，保障人权。他指出：“故西国之狱，绝少冤滥，而法官无得贿鬻狱枉法之事。讯鞠之时，又无用于刑讯。此立宪司法之制，所以为不可及，而吾国不可不学者，此甚最矣。”对西方先进国家的司法制度，只看到其先进的一面，没有看到黑暗的一面，其实英法等国司法也存在许多腐败现象。
　　总的来说，先生与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头脑更加清醒，充分认识到变法的艰难，变法不是起死回生的特效药，不会立马见效。需要大力推行地方自治，开发民智，培养民德，为立法、司法改革打下坚实基础。历史学者将先生定位于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家是精准的，最恰当不过的。
　　其实，先生并不是搞文科的，早年学习海军知识，考入福建马尾局附属海军学堂，后留学英国，在攻读海军专业的同时，对政治法律学说产生浓厚兴趣，对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和法律制度赞赏不已。回国后，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会办、总办等职。甲午战败，对他刺激很大，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大声疾呼“中国之必变，变之而必强”。后来又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尤其是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为国人提供全新的视角，对当时的知识分子起到重要的启蒙作用。蔡元培先生评价为“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者，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胡适称为“严复为介绍近世思想之第一人。”
　　位于三坊七巷的故居是先生从京都回乡后居住，仅待了一年多便离世了。现辟为故居，介绍先生的生平事迹和家族渊源。先生的孙女严停云为台湾著名作家，在《吾祖严复》《郞官巷里的童年》等散文中，娓娓动听地讲述郞官巷的故事，让读者回望熟悉当年的生活掌故。先生的祖宅和坟墓也在福州郊区的盖山镇阳岐村，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加以保护。
　　纪念所有为国家振兴促力的人们。
　　唯有此，我们才对得起为民族复兴、国家进步做出贡献的先辈们！

　　作者现为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教授 任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