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冬日下午，和几个同道中人驱车来到美丽万方的杭州城，探寻国学大师章太炎的踪迹。塘河畔的仓前老街坐落着大师的故居，院落为四进一弄，坐北朝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序厅，中间陈列着一台很精致的四抬大轿，墙上布展着章太炎的生平事迹和自传。正厅为扶雅堂，陈设当年喜庆祝福、宴会宾客、乡贤聚首、文士雅集的生活场景。内堂则是家人们居住娱乐的地方，过道东边为书房，是大师青少年读书之处。据说家教甚严，为学习吃了很多苦头，也正是在这里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功底。后面的厅堂为陈列室，矗立着大师的半身石像，周围墙上是家族的世系表和大师的书法真迹，最后是读书阅览室，当地不定期举办一些讲座，传承弘扬国学文化。
　　被鲁迅称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公元1869年—1936年），原名炳麟，字枚叔，别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今杭州余杭），不仅是近现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而且是国学大师，还是著名法学家。由于身处社会大动乱、大变革时期，加之独特的经历，其一生思想复杂多变，充满矛盾。他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先是谢本师、断发绝交，继之与康梁先合作后决裂，与孙中山也是反复合作决裂，拥袁反袁，后是反对新文化运动，宣扬尊孔读经，晚年则坚持反帝爱国立场，反蒋抗日，完全具备了传统士大夫的“士可杀不可辱”精神，认定方向便百折不回，一辈子不断追求进步。
　　在政治上，章太炎既是专制帝国的反叛者和掘墓人，又是商韩法家的公开辩护人；既是民国的设计者，又是西方代议制的批判者。他主张民族、民权和个人主义，认为凡是政府的皆罪恶，但又不能没有政府，只能选择祸害最小的没有代议的共和政体，反对代议，主张民权共和。他认为代议乃封建遗制，不适合平等社会，不适合国情，议员不能代表民意。议员以权势和其他各种手段获选，当选后置选民之意于不顾，更有甚者，“有私罪，不得举告，其尊与帝国之君相似，”俨然“议皇”。中国“不欲有一政皇，况欲有数千百议皇耶？”在具体政体方面，主张分“四权”，置“四法”，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基础上加上教育权，辛亥革命后，又加上纠察权，与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基本相同。主张限制大总统权力，以防民主专制之弊。在分四权的基础上，“当置四法节制之。”一是“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二是“官办工厂，使佣人得分赢利。”三是“限制相续，使富厚不传子孙。”对财产继承加以限制，富人不能把全部财产传给子孙。四是“公散议员，使政党不敢纳贿。”“赋予人民解散议院的权力，政党不敢受贿。通过分四权、置四法，做到抑强辅微、抑官伸民、抑富振贫，防止贫富悬殊，防止官僚资本家垄断国计民生。这些思想与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有异曲同工之妙。
　　过去学界对章太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国学方面，认为他是近代民主政治家、思想家，又是朴学大师，对训诂、考据学贡献巨多，对其法治思想的研究较少。其实，章太炎对法治论述很多，提出许多法律思想。一些教科书把章太炎法律思想专列为一节，与孙中山、宋教仁法律思想并列，开始重视对章太炎法律思想的研究。
　　章太炎从人性恶论出发，推崇荀子、韩非子等法家思想，为重刑主义辩护。他认为历史上重刑分两类：一类是“以刑维其法”，用重刑保证法律实施，如商鞅、韩非子等；另一类是“以刑为鹄”，重刑的目的不是保证法律的实施，而是讨好人主，满足自己的私欲，如公孙弘、张汤之流。商鞅是政治家行法治，张汤之流不过是刀笔吏。他斥责董仲舒以春秋决狱的做法，“舍法律文明，而援经诛心以为断，无异于为法之蠹”。还批评朱元璋的“诵洛闽儒言，又自谓法家”的做法，认为儒法相渐，人法并治，愈治愈乱。同时期法学大家沈家本推崇唐朝法律，章太炎则推崇“魏晋宋齐梁”五朝法律，认为五朝法律宽平无害。在《五朝法律索隐》中指出，虽然五朝法律残缺不全，但“举其封略，则有损上益下之美；抽其条目，则有抑强辅微之心。”经过仔细研究后，他认为五朝法律有四大优点：一是重视生命，“父母杀子者同凡论”，父母杀死子女和子女杀死父母同罪同罚，定罪量刑没有区别。晋律规定“走马城市杀人者不得因过失论”。明知都市人多而跑马伤人的以故意论罪，不得以过失论处。二是恤无告。魏律规定“谋杀、故杀、贼杀诸科，官未能理者，听其子姓复仇。”这三类犯罪，如果官府不管，可以允许其子孙自行复仇。三是平吏民，魏律规定“部民杀长吏者同凡论。”民杀官与一般杀人同等论罪，不应加重。梁律规定“官吏犯杖刑者如律”，官员犯罪，笞杖多少，制成法律条文，不准用罚俸禄代替刑罚。四是抑富人。晋令规定商贾皆殊其服，商人著巾，额头上写明住所、姓名，穿白鞋，以区别身份，在官者不得与商人为伍。这有点歧视商人的味道了。
　　立法方面，章太炎特别重视本土性，重视国情，从民情风俗角度立法，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法律。他强调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美国是新创立的国家，可以根据需要创造，没有习惯的约束。法国是破败之国，推翻一切建造。中国如果制度建造与习惯相反，一定不能实行。他批评清政府设官建制，不注重考察民情，贸然照搬日本制度，沦为笑柄。还对民国初年创制新法，不考虑民情风俗提出批评。主张中国法律应由明习法律、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的人士制定。他特别提出制定良法美俗的八条建议：一是婚姻制度宜照旧，废除早婚和纳妾；二是家庭制度宜仍旧，禁止死后继嗣，生前养子可继嗣；三是不定国教，信教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僧侣和传教士不准做官从政，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四是禁止中国人在国境内加入外国籍，华侨入外籍，须经政府批准；五是选举权不按财产和纳税数额而定，以识字为标准；六是统一语言，不准用拼音；七是禁止赌博、赛马、斗牛等活动；八是禁止男女在公众场合接吻、跳舞，维持社会风纪。以现在理念来衡量，这八条建议中的许多内容值得借鉴，如信教自由，政教分离，不准僧侣和传教士从政，禁止中国人在境内加入外国籍，禁止赌博，禁止公众场合接吻等等，当然不少内容过时，不符合现代理念。我们不能苛求古人。章太炎坚持立法从国情出发，尊重风俗民情的理念是正确的，直到现在，我们立法仍然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吸收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和制度，不照搬照抄西方的法律制度，才能制定科学合理的操作性强的法律。
　　章太炎长期研究训诂学、考据学，著有《文始》《新方言》《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其中《国故论衡》为近代学术史上有数的巨著，开辟了我国汉语言文字学、经学、文学现代化研究的先河。
　　久久地伫立在大师石像前，脑海里回荡着大师跌宕起伏的人生，思索着大师的思想轨迹。短短的四十多年革命生涯中，七次被追捕，三次入狱，从事丰富多彩的革命活动之余，撰写了四百多万字的著述，发表大量高质量的见解，这点与梁启超相似。章大师对工作富有激情，精力充沛，而且许多著作都是在狱中写就的，从不浪费时间，不荒废人生，实在是令人叹服。
　　大师还是教育家，教书育人，培育众多学生，著名的有鲁迅、许寿裳、钱玄同、周作人、黄侃等。梁启超称他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胡适评价他为“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鲁迅临终时评价老师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并世无第二人”。评价不可谓不高。
　　高山仰止，吾辈只有好好学习的份了。

　　作者现为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教授 任生林